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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更大的不顺遂，是到语言研究所之后不很久，记不清是不是整风前后，他被开除了。像是听谁说，不是右派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多年弟兄，不愿意听人讲这些，也就未打听。不打听，但不能不面对现实，是失业，无收入，还要活。其实，如果没有内顾之忧，活还是不很难的。其时物价不高，妻有收入，房可以出租几间，朋友帮助一些，三口人，省吃俭用，困难不会很大。不幸是过个时期，每月有工资收入的妻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带着孩子走了，月收入就成为只是那几间房的出租钱。朋友可以帮助一些，但都力量有限。他困苦，可是理想未减，仍计划写《说文解字注补正》（？），而且真就写了《老子蠡测》。我们还多有来往，见到他，不由得想到桓大司马的话，“人不可无势”，我这小人物还想加一句，是，“人不可无钱”，因为其时的也鲁兄，虽然还常常强作笑颜，看得出来，内心却是沮丧的。就这样，跋涉到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了。
回家的一路，遭遇如何，不知道，想来必比不上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但收到他信，知道家乡的情况未大变，还能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我见过他的乡里的妻和子，确知必行古道，所以头脑里如果能够清除新旧之分，甚至可以说，“打回老家去”是由幽谷迁于乔木。我复信说明此意，劝他安心静养，将来如何看情况再说。估计这是1966年秋末或冬初时候的事，其后就断了音信。是次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忙于上班闹革命，晚上回家，妻说上午老李来了，说住在乡下，没有一个朋友，想北京想得厉害，也看看病。留他吃饭，他说先到石景山看看义方。我问有没有给他点钱，妻说，给他他不要，说还回来，只给他一点粮票，一根拐杖，送他到大门外，往西去了。晚上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想住在义方那里，可是只一间房，还有女儿，实在没地方，又在那个时期，日日捧小红书念颂歌还怕有什么危险，谁敢让个被赶回老家的人留宿？推想他望门投止受挫，辞别义方，也就未敢到我家里来。是三八的次日晚上，他仍没有回来。我们以为必是暂住在义方那里，也就没有在意。又过一夜到了10日，我如常，起床收拾，吃完早点，上班。还没走出后院，看见来个穿警服的，问：“这院里有人往宁晋写信吗？”我听到“宁晋”，一愣，不知出了什么事，当然不敢说假话，答曰：“有。”来的这位人很好，大概是怕我心惊胆战，赶紧用安慰的口吻解释：“是这么回事，永定门车站候车室椅子上死一个人，单身，查身上，有一封由这胡同35号寄宁晋李菊东的信，想对证一下，死者是不是李菊东。”我明白了一切，向这位来者说明死者同我的关系，多年高血压，前两天来京治病，曾到我家云云。这位说将立即给死者家属拍电报，走了。这一天，我上班，真就成为心不在焉。都想了什么？很乱。先是悲痛，多年弟兄，长时期坎坷，最后竟带着连旧相知也不能容纳的心情走了。依常理或常礼，我应该奔赴永定门车站去看看，可是大革命是非常，我不能不放弃理和礼，也就不能不痛心。这其间还曾灵光一闪，想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处境，对照佛门的四圣谛法，“苦”由于“集”，由死（不是由“道”）得“灭”，也无妨视为善果吧？若然，也鲁兄，你就安息吧。
也是依理或礼，我给也鲁兄的家属写一封信，述说这里的情况以外，还略表慰问之意。不久就接到他儿子李莳真的信，说收到电报，他来北京，取回火化后的骨灰，安葬了。这孩子如其父，也朴实念旧，信中表示，父亲故去，将视我为家长，希望我以子侄待他云云。他会木工，有时出外为人做木器，到70年代前期，大革命的胡闹成分减少，他有时就到我家里来。他父亲的书籍等还在（发还？），他想处理。其时书不值钱，也知道环境趋向平和之后，价钱会上涨，可是自己，以及熟人处，都难于拿出一席之地。不得已，我找个在中国书店工作的相识，希望他估价时宽厚一些，结果大致是平均一角钱一册，卖了。而几天之后在海王村的中国书店上架，也是我亲见，就变为平均一元钱一册。卖之前，莳真侄让我随意留。我选了一些，大多是因为有用而我没有；少数，如清初刻本《桃花扇》，是我送也鲁兄的，《书目答问补正》，我有，因为上面有也鲁兄的批校，愿意留作纪念。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是—对印章，“静安之徒”，寿石工刻，“燕赵乡人”，金禹民刻，我知道这是亡友心所爱，同莳真侄说，这一件我想保存，就不给他拿回家了。于今又过去二十年，有时我开抽屉看见这一盒印章，就想，我应该如也鲁兄之对我，到往生净土时怀中还藏着我给他的信，他心所爱我也藏着，直到油尽火灭，不再能思虑之时，才对得起他吧。
《流年碎影》 斯文扫地及其他（1）
上帝造事如造鱼，分为三段：头部较小，也就轻；以下腹部加大；再向下，尾部，成为薄薄的一片。文化大革命是诛除异己兼整人的运动，也遵守上帝之法，对于人，起初的看法是，“有些”是坏的，要整治；向下发展必加大，成为，除极个别的人，如发号施令的，以及某一群人，如执行命令的红卫兵，以外，“都”是坏的，更要整治。大致是1966年红8月之后一年多，运动“深入”，表现为打击面扩大，有名，是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实，如我这样的，由演龙套，跟着喊打倒某某某，变质为坏人，靠边站。大概是认为靠边难于形象地显示个性吧，不久就想出新办法，分配清扫院落。人不少，年岁大些的几乎都参加了。分片，我之所得是公主楼前以及其旁的厕所。
新生活必有新感受，甚至新感想，也就可以说说。排个由轻到重的次序。首先是累不累。这要看是用客观的秤衡量还是用主观的秤衡量。用客观的秤，比如与现在当下写其时的斯文扫地相比，应该说，扫一个小院，清洗一个厕所，总比缀文成篇，求读者赏以慧目时不至皱眉容易。但换为主观的秤就不是这样，比如到秋菊也落英之时，黄叶满地，一遍未扫完又落一些，就觉得不如坐在稿纸前涂抹。总之，此亦臭老九之所以为臭也，多年习惯，以至力小到只能拿小毛锥，或维新，圆珠笔。由此就过渡到其次，对劳动有没有正确的态度。掏心窝子说，是未能“大一统也”，即问理智，尊重（体力）劳动，问感情，希望自己走老路，拿笔，让一贯从事劳动的人去劳动。这应否算作好逸恶劳？如果劳动专指体力劳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还是合适的。再其次是曾否感到羞辱。应该说，有一点点，但比零大不了多少。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人皆视为耻辱，己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有，而且可以凑两项。一项是天塌砸众人，早晨，出动一群，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微末如我，又何耻之有哉。还有一项，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还可以分为两小项：一小是确信，想活，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另一小是受辱，如喷气式，惯了，依照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人生感悟，也就真可以不当做一回事。最后说说因扫地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是怎么认识的。这问题是劳动究竟光荣还是不光荣。教义说光荣，而且言之成理。可是以之为一种惩罚办法，试想，世俗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光荣、舒适之事，罚某人，会让他去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吗？可见就是新时代，劳动也只是在教义上光荣，移到人的心里就仍是两千年以前的，曰“劳力者治于人”是也。
扫院落，依传统是早晨的事。其他时间呢？废物应该利用，坏人也应该利用，于是分配扫地之后不久，就如物价之继续上升，来了新的命令，随着几位临时工，要终日劳动。做什么不一定，比如临时工的工作是抹墙，就跟着抹墙，临时工的工作是挖沟，就跟着挖沟，等等。活儿很杂，但有个共同点，脏而费力。临时工有三位。四十岁以上的二人，只记得一位姓白，一位是回族，一位是蒙族。二十岁以上的一人，姓增，人都叫他小增。这位是满族，不记得听谁说，母亲出身贵族，所谓“格格”，有些积蓄，是大革命抄了家才穷困的。他们三位有合有分，如果分，我多半是跟着小增，打下手。这位小增人不坏，惜老，还对知识分子有敬意，一起干活儿，总让我干轻的。我们相处一年多，谈得来，都希望将来情况有变，还能再聚会。是1969年春夏之交吧，全社准备往五七干校，社内的劳动停止，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以后我行踪不定，多在京城以外食息，渐渐也就把他忘了。是70年代、80年代之间吧，有一次我路过出版社东墙外的大学夹道，在近南口处遇见他，十年不见，谈几句，都有些感慨。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现在，推算他年已过知命，还做临时工，与寡母相依过日子吗？很想能见到他，可惜探寻他的住址也不容易了。
对待坏人之法，还有个小插曲，可能来自有什么传言，总之是神经有点失常，或装作有点失常，就说要警惕。措施也许只是一端，是防止有反的可能的坏人乱说乱动。设想的妙法是劳动完，留在社里，集中住。于是在集中之数的人人，都遵命，正是夏日，带一点点铺盖之物，住进某一指定的大屋里。人多而语不杂，因为不敢畅所欲言，惟恐言多语失。但难免“躺，在他的背上”之后，面对顶棚，不能梦见周公，就畅所欲思。记得曾想到太平天国的男馆女馆，慨叹“日光之下”真就“并无新事”。还曾想到佛门的共住，比如“结夏”是一种重要修持，就是大家在一起坐禅，如果不精进，口中念般若波罗蜜多而心里想的却是“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波罗夷”（不共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