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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开始的时间很晚，离现在几乎还有两个小时，这就可以和辛迪保持太平！而且，象今天晚上这样的天气，也许会拖得更晚才开始。因此，即使他先去巡视机场还能赶得上。梅尔可以回一趟办公室，刮个脸，换换衣服，赶进城里也晚不了多少。不过，他最好还是跟辛迪先打个招呼。于是，他用直通外线拨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是他的大女儿罗伯特。
“喂！”梅尔说。“我是你爸爸。”
电话里传来罗伯特冷淡的声音。“是的，我知道。”
“今天学校里怎么样？”
“你能具体一些吗？父亲。一共有好几堂课。你要问的是哪一堂？”
梅尔叹了一口气。有些日子，他觉得他的家庭生活一下子全垮了。他听得出罗伯特现在正象辛迪所说的是她闹情绪的时候。他纳闷天下做父亲的是否在女儿到了十三岁的年纪就会突然变得和她们无话可谈的了？不到一年以前，他们俩看来真象父女那样要多亲有多亲。梅尔十分钟爱他的两个女儿—
—罗伯特和她妹妹利比。有时他意识到她们是他的婚姻得以维持下去的唯一理由。至于罗伯特，作为一个少女，他知道是会养成一些他既无法同享，又不能完全理解的兴趣的。对此，他早已作好了准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她对他竟然完全没有什么话说，以冷落和勉勉强强的态度来对待他。不过，客观地看，他觉得他和辛迪之间经常反目，在这方面没有起好作用。孩子们是敏感的。
“不说这个了，”梅尔说。“你妈在家吗？”
“她出去了。她说要是你打电话来，就告诉你一定要去城里找她，这回可别去晚了。”
梅尔压下了他的无名火。罗伯特无疑是在准确重复一遍辛迪的话。他几乎可以听到是他妻子在讲话。
“你妈要来电话，你就告诉她，我可能要晚一点去，实在没办法。”对方没有吭声。他问道：“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听见了，”罗伯特说。
“父亲，还有别的什么事？我还有作业要做呢！”
他顶了回去。“有，还有一件事。你说话的口气要改一改，小姐，要有礼貌一些。还有，什么时候结束这次谈话要听我的。”“可以，这是你说的，父亲”
“别对我父亲、父亲的。”
“知道了，父亲。”
梅尔有点忍俊不禁，转念一想还是不要笑出声来为妙。他问道：“家里一切都好吗？”
“都好。利比想跟你说话。”
“等一等。我是要告诉你——由于大风雪的关系，今晚我可能不回家了。
空港出了好些事。我可能回这里睡觉。”对方又是片刻没有出声。似乎罗伯特正琢磨如果她这样俏皮的回答——这又有什么新鲜的？——是否能够不挨骂。显然她决定还是不那样说。“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利比说话？”“好的。晚安，罗比。”
“晚安。”
交接电话时，一阵急促的窸窣声。接着就传来利比上气不接下气的纤细的声音。
“爸爸！爸爸！你猜是什么事？”
利比总是这样上气不接下气的，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好象生活在奔腾向前，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而她必须要一直跟上，否则就会落后似的。
“我想一想，”梅尔说。“我知道了——今天你准是在雪里玩个痛快了吧！”
“是啊！不过，你没猜对。”
“那我就没法猜了。你得告诉我。”
“好吧！在学校里，柯曾小姐说，给我们留的家庭作业是要我们把我们认为下个月会发生的好事情都写下来。”他舐犊情深地这样想：他能理解利比的热情。在她看来，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有意思和美好的，而有那么少数不那么有意思，不那么美好的事都会被抛在一边，很快就会被忘掉。他说不上她这种天真无邪、幸福的稚气还能保持多久。“这不错，”梅尔说。“我喜欢这种家庭作业。”“爸爸！爸爸！你能帮个忙吗？”
“我能帮忙的一定帮忙。”
“我要一张二月份的图。”
梅尔会心地笑了。利比有她自己的一套简明用语，有时似乎比日常所用的词汇更富于表现力。这使他想起他自己也可以用这样的语言：二月图。
“在那个小房间里我的书桌里有一本日历。”梅尔告诉她怎么找，接着听见她的小脚从房里跑出去，把电话给忘了。梅尔料想大概是罗伯特悄悄地把电话挂上了。
梅尔从总经理的这套办公室走到行政部门的夹层楼面，这一层贯穿空港主候机楼的全长。他随身带着那件厚大衣。
正走着，他停步扫视下面挤满人群的大厅，似乎在过去的半个小时内变得更加热闹了。候机区座无虚席。报摊和问讯处围着好几层人，有许多是身穿军服的。所有航空公司的旅客柜台前排着许多长队，有些一直排到拐角处，看不到头。柜台后面，票务员和管理员比平常大大增加，已经下了班的同事们都留下来加班工作，他们把航班表和机票摊得象交响乐团的乐谱一样，到处都是。
暴风雪引起的晚点和航线的变更，使编排班次的工作愈加困难，人们也等得愈来愈不耐烦。就在梅尔脚下，在勃拉尼夫航空公司的票务处，一个金色长发、围着黄色围巾的年轻人嚷道：“你们居然说得出要我先到堪萨斯城，才能去新奥尔良。你们这些人是在重写地理！真是有权就胡闹！”
面对他的票务员是个二十来岁漂亮的黑发女郎。她用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用职业性的耐心回答说：“先生，我们可以给你挑直飞的航线，但说不上什么时候。由于天气关系，路程长一点反而快，票价是一样的。”
在这个围着黄色围巾的男子后面，更多的旅客急急忙忙往前涌，他们各有各的问题。
在联合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正在演出一出小小的哑剧。一个准备搭机的旅客——一个衣着讲究的商人——探着身子，轻声细语。根据这个人的表情和动作，梅尔·贝克斯费尔德猜得出他说的是什么。“我很想搭上下一班飞机。”
“很抱歉，先生，这班飞机已经满员了。还有许多人在等着……”票务员还没有能把话讲完就抬头看一眼。原来这个旅客把一个公文包往面前的柜台上一放，轻轻地而又直截了当地弹了弹皮包一角挂着的塑料行李签。这是“十万英里俱乐部”的行李签，是联合航空公司发给它所垂青的朋友们的—
—每个航空公司都有他自己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特殊乘客阶层。票务员的表情起了变化，她也压低了嗓门说话。“我看我们可以想个办法，先生。”
她铅笔一挥，把她正要安排在这班飞机上的一个早来的旅客的名字划掉，填上这个后来人的名字。在后面排着队的人是看不到这一动作的。
梅尔知道不管在哪里，这样的事在所有航空公司的柜台上是经常发生的。只有天真的或不知内情的人才认为登记表和定座是绝对公正无私的。
梅尔看到一批新来的旅客进入候机楼，大概是从城里来的。他们边走边掸掉衣服上的雪。从他们那副样子来看，外面的天气一定是越来越坏了。这些新来的人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
每天有八万多旅客涌进大楼，但很少有人会抬头望望行政机构所在的夹层楼面，今晚发现梅尔高踞在他们上面往下看的人就更为数寥寥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空港无非就是航空公司和飞机。许多人是否知道有行政办公室的存在或者知道有这么一个管理机构——它看不到，但是很复杂，雇用着好几百人——一直在工作着，使空港不断运转，就值得怀疑了。
在重新乘电梯下去的时候，梅尔心里想，也许还是这样的好。如果人们知道更多的内情，他们到时候会发现空港的弱点和危险，这样他们以后再飞进飞出就不能象以前那样有恃无恐了。
到了正厅，他朝环美航空公司那边走去。在登记处附近，一个身穿制服的总管走了过来。“晚安，贝克斯费尔德先生。您在找利文斯顿太太吗？”
不管空港变得多么繁忙，梅尔想，还总是有时间闲聊的。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把他自己的名字和坦妮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是啊，”他说。“我是在找她。”
总管朝写着“非本公司人员不得入内”字样的门点了点头。
“您到那儿准能找到她，贝克斯费尔德先生。我们这里刚才出了一点事，她正在处理呢！”
3
在一间偶或供要人使用的小小私人起坐室里，有一个身穿环美票务人员服装的年轻姑娘在那里抽泣，哭得很厉害。
坦妮亚·利文斯顿把她领到一张椅子前面，让她坐下。“好好的坐一下，”
她实事求是地说，“不要着急。这样你就会觉得好过一些。等你想谈的时候，咱们再谈。”
坦妮亚自己也坐了下来，把身上那条挺括贴身的制服裙拉拉直。屋内没有别的人，除了姑娘的哭声，唯一的声音就是空调器低微的嗡嗡声。
这两个女性的年龄相差大约十五岁。那个姑娘最多不过二十，坦妮亚已有三十好几。经过观察，坦妮亚觉得两人之间年龄的差距比实际上还要大些。
她认为这是因为她是结过婚的，虽然那是短暂的，而且是很久——或者看起来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在想：这是她今天第二次意识到自己的年龄。第一次是早晨梳头的时候，她在自己那剪得短短的、火红色的头发之中发现了丝丝说明问题的灰白色的头发。这比约摸一个月以前她曾经检查过的那一次又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