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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也已经七十三岁了。在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我想请求他接受我，五十六年前一个十七岁渎者的这一份感谢。
一九三零年代的肖洛霍夫
向继东
肖洛霍夫（1905—1984）是前苏联著名作家，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前苏联经久不衰的当红作家，连任过多届前苏共中央委员，当过前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两次获得列宁勋章。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还为他建了半身铜像。关于肖洛霍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所以“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是“为加强自己的权力”（《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 1999年8月版，第193页）。1930年代，肖洛霍夫怎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有蓝先生的宏文说了，这里不赘。我就说说《作家与领袖》（孙美龄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以下弓I文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肖洛霍夫就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时期写给斯大林的那些信。
我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是前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由于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农业歉收，而粮食收集急剧扩大，再加上干早等原因，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据统计，仅 1932—1933年间，就有近700万人被饿死。一位当时在乌克兰工作的官员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克格勃全史》，第137页）当时，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执行的重要任务就是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居住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把守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统统被从火车上赶下来。中国历史上有“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在那时的乌克兰，食人也成了平常现象，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以食人者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押着……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情况也一样糟糕。从《作家与领袖》中，我读到肖洛霍夫1931—1933年写给斯大林的四封信，都是反映其家乡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等区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在”31年1月16日的信中，肖洛霍夫说：“北高加索边疆区一系列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丁十分危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写信给您。”（第40页）牛是中国农民的宝贝，马可是顿河流域农民的宝贝。接着，肖洛霍夫如实报告说“红色灯塔”集体农庄65匹马死了12匹，49匹饿得爬不起来，可用的仅剩4匹；卡沙尔区一个集体农庄去年秋天还有180匹马，如今只剩下67匹，死了113匹。而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牛马已超过了1000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第41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媒体却不能真实地报道，肖洛霍夫几乎愤怒了，指责“区报纸谦虚地一言不发”。
尤其是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一封近两万字的长信，如实反映了在其家乡以及整个顿河流域因强力征购农民粮食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地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籽种。”“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第46页）这是怎样造成的？“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籽种，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 （第47页）肖洛霍夫把矛盾直接指向地方当局。
对地方官员们征集粮食中的种种暴行，肖洛霍夫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奥夫钦尼科夫……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它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后来，这位区领导“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劳动预支的百分之十五的粮食”，令集体农庄庄员一律“不留一针一线”。“在全区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不怕鸡飞狗跳墙’的做法，‘不惜任何代价’征集粮食……半夜里把集体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伤手指的筋骨，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集体农庄女庄员们用绳索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继续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地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第55…56页）“大部分采取恐怖手段的共产党员们，在动用镇压方法时丧失了分寸感。”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还列举了地方官员们对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大规模拷打的种种暴行——有把农民关进仓房或柴棚的；有在夜间把女庄员运出村外两三公里，然后在雪地里扒光了衣服的；有强令妇女夜间陪宿的；有让人坐在烧得滚烫的火坑上拷问的；还有往女庄员们的脚下和裙子上倒汽油，点着火审问的；还有把一个女庄员扔进坑里，埋上半截，审问“粮食藏哪里去了”的；还有强迫一个体农民开枪自杀的（这个农民不知枪膛里没有子弹）；还有被拖出假枪毙的……真“像在中世纪一样，对人进行刑讯拷打”（第60页）。
肖洛霍夫列举了维约申斯克镇一组有力的数字：全镇有农户13813户，总人口52069人；而被政治保卫局、民警、村苏维埃逮捕关押的人数达3128人，其中判处死刑52人，受到人民法庭审查或根据政治保卫局人员命令受审查的2300人；开除出集体农庄的农户1947户，罚款没收粮食和牲口的3350户，赶出家门的1090户。肖洛霍夫说，地方官员们“曾经正式地和十分严厉地禁止其他农庄庄员让被赶出家园的人进屋过夜，或者是暖暖身子。被赶出家园的人，只能在柴棚子里、在地窖里、在街上和在菜园子里生活。居民们被事先告知，谁要收容被驱逐的人家，他自己全家也将被逐出户外。有的仅仅是因为某个集体农庄庄员被受冻孩子的哭声所打动，让被逐的邻居进屋暖暖身子，他本人就被赶出了家门。这 1090家农户，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白天像影子一样，紧靠着自己被上了锁的房子。夜里为了躲避寒冷，就在柴棚里、在用来堆放谷糠的棚子里，找个藏身之处。但是根据边疆区委会制定的法律，他们也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村苏维埃主席们和党支部书记们派出巡逻队，巡视柴棚，把从住屋赶出的集体农庄庄员轰到街上来。我看到这样一幕，那场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里冷风怒吼，冰天冻地，连狗都因为怕冷而躲藏起来，被赶出家门的农户，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旁。把孩子用破烂的衣服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第62页）读到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恐怕都会双眼发涩。
斯大林读了肖洛霍夫的信，给他发过两份电报，写了一封信。信是 1933年5月6日写的。斯大林的信说：“正如您所知道的，您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为了审理案件，什基里亚托夫将前往你处，前往维约申斯克区，我请您对他给予协助。情况确实如此。”我想，尽管当时前苏联是实行消息封锁的——并且封锁得很成功（连东方的鲁迅先生也被骗了，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为前苏联做了全面的辩护），但斯大林决不会是读了肖洛霍夫的信才知道这真相的。当时斯大林倾全力在追求国家工业化，他是铁了心让农民做铺路石的。于是，他笔锋一转说，“但这并不是全部，肖洛霍夫同志。因为您的信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片面。对此我想给您写几句话……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摧毁敌人，无意地打到朋友身上，甚至滑到暴虐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看到了一个方面，看得并不坏。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件不是散文，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应该学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恰恰是你们区的（也不只是你们区的）尊敬的庄稼人，在‘耍滑头’（暗中破坏！），他们并不反对让工人、红军没有粮食吃。这一暗中破坏活动是和平的，从外表上看，无可指责（不流血），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尊敬的庄稼汉们在实质—亡是向苏维埃政权宣布了‘和平的’战争。以饥饿宣战……当然，这——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替您所叙述的我们的工作者所犯的种种不法行为来辩护。对这些不法行为负有罪责的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有一点却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尊敬的庄稼汉们并非是从远处看可能给人造成这种印象的天真无邪的人……” （第38…39页）细读斯大林的信，就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尽管承诺要“惩处”“负有罪责的人”，但他并不同意肖洛霍夫对农业集体化问题的描述，并批评肖洛霍夫的信“是清一色的政治”。至于斯大林为何不迁怒于肖洛霍夫，恐怕欣赏肖洛霍夫“具有巨大的艺术才华”（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