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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神如神在，如不敬，也无碍。”
“祭神如神在，如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远之”再进一步，就是在形式上尊敬神，按特定的方式举行特定的仪式，这仅仅是为了保证某些仪式之外的结果。
中国人对庄重感特别陌生。不谈论一下什么是得体，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说起庄重感。我们明白，所有中国人的祭神，要么是按常规日子搞点仪式，要么就只是一种交易——祭供多少就得到多少好处。各地都把“老天爷”当做一个人来崇拜，并排除其他所有的神，实质性地说明崇拜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们的吃穿都靠他”，一个中国人在被问及为何按时祭拜这个“人”时，这样回答。即使这个中国人对是否真有一老天爷”将信将疑，也无碍于他跟着别人去那样做。祖宗那样做，他也那样做。“谁知道”有用没用？
中国人习惯于只从表面去看宗教仪式。有一副对联，极好地阐述了这一点。这副对联带有那么一点讽刺意味，贴在无人问津的寺庙柱子上：
庙内无僧风扫地，
寺中少灯月照明。＇注＇
祭拜神灵，如同西方采用保险制度，是一种更为安全的办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如果神灵不存在，那也就不会作什么怪了；而如果神灵确实存在，却被置之不理，他们也许就会发怒报复。据说，驱使着人类的动机，也同样地驱使着神灵。有句俗话说，贡献羊头（给寺庙作供品）的人，可以心想事成。而那些不能赐予人们某种特定福泽的神灵，比如“三皇”＇注＇，总是很穷，但观音和战神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供奉。
中国人对神灵的崇拜不仅完全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有益无害”，而且又向前走到了西方人完全不能苟同的地步。他们经常说，而且似乎也这样认为：“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这种口气（几乎不能称作思维方式）如同一个中国人在说：“相信皇上，则有皇上；不信皇上，则没有皇上。”如果这样推论给中国人看，他们也完全准备承认，但他们自己似乎不会通过必要的途径去认识到这一点。
在中国可以看到不少的朝圣者一步一叩首，有时花大量时间进行这种沉闷而又艰难的旅程。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苦，他们会告诉我们，拜神的人假的太多，所以有必要用这种苦行来表明自己的诚心。不管我们如何来评论这种例外，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曾经谈到的中国人互相缺信寡义这一点，在他们的崇拜之中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张照片，照的是北京附近一座寺庙里的一群和尚。这张照片绝好地反映了他们像蛇一样狡猾的性格。这些人过的生活，与他们的面孔所暗示的，相差不远。
在对待异教上，中国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把他们的神灵想象成他们自己的样子，这倒也不无道理，因为有许多神就是其崇拜者的同乡。笔者曾经看到一张布告，是以观音菩萨的名义告知世人：天庭收到一份陈请，说世风日下，“玉皇”听了之后大怒，把大大小小的神仙痛斥了一番，因为他们疏于用劝诫去改变世人！据称，人类被一群魔法无边的妖魔鬼怪所包围，这些妖魔鬼怪可以被收买、奉承、引诱，也容易哄骗。中国人做买卖时很起劲地讨价还价，对于所祈求的神灵，他们也同样想弄点好处。他或许会通过捐款修庙买来好运，但很可能捐二百五十文，却写上一千文。写上多少，神就收多少。到了修庙的时候，每位神的眼睛上都会贴张红纸，这样就看不见周遭的混乱和不敬了。如果宗祠位于一个村庄的边缘，而盗贼又常在那里分赃，那么，人们也许会把大门完全封起来，神灵可以在大门里面与天地宇宙交流个尽兴。
每逢岁末，灶神爷都要回到天上去报告每家每户的行为，但人们都先在他嘴上抹点粘乎乎的稀糖，阻止他告状，这是中国人表现人定胜天的典型事例。同样，为一个男孩取个女孩的名字，让那些没脑子的妖魔鬼怪以为他真是个女孩，这样，他就可安度余生了。贝德禄谈到四川杀害女婴，事后就烧些冥币安抚安抚那里的神明，可以说专门烧给他们去花用的。送子观音庙与其他庙宇不同，常常是妇女去光顾。有些送子观音庙有许多小泥人，做成小男孩的样子，送子娘娘的手臂上放一些，架子上像货物一样摆放一些。中国妇女的做法是，走进庙里，把标志这些小男娃性别的部分掰下来吃下去，以期能确保生男孩。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庙里有许许多多小泥娃，人们认为这是经常进庙的妇女带来的，她们人人带走一个小泥娃，但一定要偷偷藏起来，偷偷带回家。假如真的如愿以偿地生了个男孩，这个妇女就得来还愿，在偷走小泥娃的地方放上两个。中国的出海人觉得，中国海上令人恐惧的台风都是由恶魔引起的，他们专门等着捕捉驶过这些危险海域的船只。据说面对狂风大浪，出海人就习惯于做一艘与自己的船一模一样的纸船。波涛汹涌到极点时放人海中，去蒙骗愤怒的水神，让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要的那艘船，这样才能让真的船苦海余生。
中国不少地方有这样一个风俗：每当碰到类似霍乱这样致命的传染病，就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这样做，是蒙骗瘟神，使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算错了年历，于是打道回府，瘟疫也就不治自息了。这种风俗人所共知，所以“秋二月”成了“永不”的意思。骗神的另一个方法是，让一个人钻在一张桌子下面，把头从桌子中间挖好的洞里伸出来。神会以为真是有人头作供品，于是便相应地降福人类。过一会儿，这个人就会把头缩回去，回去享受这份很值得的好运气。
我们碰巧知道一件事情：有个村庄决定把神像从庙里移出来，把庙改为学堂，他们满心希望从神像的心中找出“银子”来支付这件事情的花费。这些头脑单纯的乡下人并不知晓中国神的特点，也不知晓塑像人的做法，因为他们搜寻到神像心里的东西时。只找到一些不值钱的锡块！毫无疑问，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和尚或道士在神像里藏宝，结果有不少寺庙被盗，神像不是被整个儿盗走，就是当场捣毁。那些信奉神灵的人对神却如此粗暴，这真令人无法理解。我们还听说有位知县审理过一桩牵扯到一个和尚的案子，据称还有占着这个寺庙的如来佛。这位佛祖被传到知县面前，叫他下跪，他没这样做，知县命令打他五百大板。这一回，这位佛爷被打成一堆尘土，还对他作出了缺席判决。
每当土地严重干裂无法耕种时，人们都要祈求而神显灵。而当求了很长时间仍告无效时，村民们时常会稍作一些有益的改正，转而把战神从庙里“请”出来放在最热的地方，让他自己获知真实的第一手天气情况，不再耳听为虚。人们不加掩饰地不满于神的行为，这个做法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三四月份不修房顶，五六月份就骂水神。”
我们还听说中国某个大城市的居民，由于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一直持续不断，便认为这是当地一个神灵在作怪。他们便一致对付他，似乎他是一个活着的恶棍，把他痛打一顿，最后把他打得还原成了一堆泥渣。这件事情确切与否，我们没有证据，只是听到它广为流传，但也足够了。整个过程符合中国人对神灵的看法。
我们让读者注意到的上述事实，有可能使不熟悉中国人素质的人，得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宗教这样的结论，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的确有人也这样直言过。密迪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就谴责了古伯察先生的某些过于宽泛的概括，密迪乐先生断言那是“对很大比例人类的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密迪乐先生一向愿意承认，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宗教辩论的结论，中国人概不关心，对把这些结论当做信念的民族行为，他们也不关心。但密迪乐先生坚决否认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而伟大的人物的由衷的敬仰，缺乏对美好伟大的事物毫不动摇的执著，缺乏热烈的渴望，没有一颗向往高尚、向往神圣的心灵”。除此之外，威妥玛＇注＇爵士，他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时期以来一直都很熟悉，这使他有资格对中国人有没有宗教作权威评述，他最近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认为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伦理，我可以否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崇拜对象，确切地说，是许多偶象混在一起崇拜，但没有信念；他们有无以数计而又各式各样的不成熟的偶像崇拜，他们也会嘲笑这些崇拜，但不敢漠视。”
对于这个虽然有趣却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想涉入。详细讨论一下很容易，但我们不敢肯定是否能把事情弄明白。在我们看来，探讨这个问题有一个实际的办法，要比抽象的讨论更能达到目的。道教与佛教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成为道教信徒，也没有成为佛教信徒。他们是儒教的信徒，不管在这个信仰之上加上什么，或者减少些什么，中国人总是儒教信徒。我们打算探讨一下儒教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使之不能成为中国人应该有的一种宗教，并将以此结束我们的讨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引用中国问题方面的一位杰出学者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不能轻视的。
花之安＇注＇博士在他的《儒学汇纂》一书的结尾处，用了一个章节来写“儒学的不足与错误”，不足与错误是指出来了，但同时还得承认，儒学中有不少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十分优秀，不少观点还能与基督教的启示＇注＇产生共鸣。我们引用其二十四条，并予以些许评论。
第一，“儒学不承认与现存的神有任何关系。”
第二，“没有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无论从肉体上
还是生理上，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楚的定义。”
关于人类灵魂，没有任何明确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