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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他略晚的元代另一杰出画家倪瓒，赵的这些作品显然更多地带有装饰风格和灵肉分离的特征。也就是说，当他的才华与艺术功力在纸面上腾跃的时候，他的心灵却不在那里。我注意到在他公元一二九九年八月再度欣然出任前夕，尚精心绘制了一幅《桐荫高士图轴》送给一个朋友。甚至还在宋高宗赵构所书的《孝经》上题款，恭称“中兴皇上，非独以孝敬达于中国，而以奎画行于天下，遒劲婉丽，稼纤巨细，一崇格法，虽锺、王复书，虞、诸再世，未易过此。”前后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宋高宗的嫡孙转眼就成了元成宗的宠臣，而桐荫下号称隐而不仕的高士头上的荷冠，恐怕也得改换成一顶簇新的“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的官帽了。
还有什么比让一个扬言退隐的人在官场重又频频出镜更严厉，同时也更具戏剧性的惩罚呢？尽管赵表面看上去不露声色，一副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样子，私底下想必也会为自己好不容易扭转过来的形象重遭损毁感到十分尴尬。好在多年的官场履练早已使他学会了忍耐与逆来顺受。再说与由此获得的现实的利益相比，这点精神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个职位跟从前在京师的侍臣生涯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至少对他其时正处于高峰期的创作状态并无多大影响。首先公堂上可以随意摊纸泼墨就是一大便利。其次工作量不大，职能相对独立，不必整天处于政治漩涡中担惊受怕，两位主管上司左右参知政事燕公楠与郝天珽又都系文人出身，喜欢艺术与经史，且与他私交都相当不错，也颇令人惬意与喜出望外。《客杭日记》的作者郭畀公元一三○八年秋天来杭公干，由知情朋友提供的有可能顺利找到赵的地点，竟然是西湖边的几所知名寺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到玄同观……是日郝左丞赵子昂方会而去。”“湖上兜率寺见赵子昂学士不遇，乃侄赵仲美具茶讫，致意。”“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在漫长的为期十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这几乎可以看作是赵工作及生活实况的一个缩影。如果说那时他除了每月定期回德清或湖州的家中度假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去的地方，估计就是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闻名于世的杭州名士郭天锡的此静轩，或者与他书法齐名的鲜于伯机新盖的规模宏丽的别墅了。在那里他们切磋技艺，议论时事，临摹或品评鉴赏前代的法书名画。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其时赵的身份已由采菊东篱的雅士魔术般变回从前路人侧目的朝廷新贵，但朋友圈子里的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未有多大变化。而他自己偶然在某种场合遇到诘责与蔑视时也总爱以“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或“功名到手不可避，富贵逼人哪得休”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搪塞和自辨。言下之意当然是试图让公众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出仕并非他的本意，无奈朝廷错爱，不肯让他歇着，不得已只好出来勉为其难。前引《赵孟钕的辍芬皇樵诩锹颊獍镌飞献罱艹龅牟抛拥娜粘Ｑ孕薪煌矫妫隽舜罅肯昃《惺敌У墓ぷ鳎猎荒昙孜纾�1294年）条下称“是年，鲜于枢为孟钍槲逖跃渌姆币皇孪匀挥捎谧髡呤Р煳蠖粒灾廖疵庹殴诶畲髁恕８檬樵妒拧肪砣摺对视谑啻笫槎忠恢帷分械脑嘉淖质钦庋模骸爸猎孜缌荚拢贝迨胁爸院擦郑源怂闹角笥嘧鞔蟛菔椤＞貌∧炕瑁荒芏钥停囊杂γ饫⒉还ぁＫ赵僖祝赜质遣∧渴币病：呛牵∠视谑唷！比蔚辣笙壬贫晕闹小氨贝迨胁啊闭庖还丶饰从枭钌蟆笕嗣孛佣ад魅嗽笔闭蛩闳グ莘谜缘暮贾葜恕⒒遥吻煸肥胁疤峋俚奶辣贝宓乃钠链蟛荩砼形φ悦项之请而书了。其实，从卷末赵题跋中“困学之书，妙入神品，仆所不及。然四幅不若合为一幅之为佳，爰使能者重装潢之”这样的口气，也能很容易看出此书跟赵应该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少此一番翰墨因缘，于鲜赵两人的交情不可能有什么实际影响。事实上自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在杭州结识直到十年后鲜于枢辞世，赵对这位身世、经历、志趣与自己均有几分相似的朋友一直持礼甚恭。在明代杰出艺术家董其昌的著述中，后者还被夸张地说成是赵初学书艺时的老师。先后加入这个艺术圈子的还有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大多象赵那样言谈风雅，行事可疑，在艺术领域与官场上均有不俗表现。为了给自己既渴慕归隐，又难以割舍尘世享乐的尴尬境状寻找到理论上的有力支持，于是一个所谓“吏隐”的虚玄的概念，就在这前后被重新炒热，并很快成为当年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顶高帽首先由赵在《寄鲜于伯机》一诗中慷慨地抛给了对方，接着其时已有些耐不住寂寞的浙东大隐戴表元在《紫芝亭记》里又将它回赠于赵，然后上述诸人一个个如获至宝并开始互相抢着往自己头上戴。从字面上分析，它的寓义应从庄子“大隐隐于朝”一语中派生出来，只不过自我标榜之心更显而易见，动机也更功利罢了。与那些不守戒律的俗僧打着“酒肉穿肠过，佛在中间坐”的招牌花天酒地几乎就是同一个意思。尽管此前已有宋末大儒王若虚曾对此予以深刻揭露，认为“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的实质在于“尸位苟禄者，遂以为借口”，但这样尖锐的批评似乎并不影响这些新一代的热衷者依然借此自高身价，互相捧抬。而赵作为他们中的典范及始作俑者，玩起这套把戏来那就更是得心应手。说起来，尽可能让官场背景淡化在自己的艺术声名之中，这也是鸥波亭时代政治上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在通往前朝曲折的精神道路上，爱恨交加与怅然若失似乎依然凸现出赵情感的内在秘密。一个秋天的下午当他伫立冷雨霏霏的岳坟边，凝望似曾相识的故国山川，久久封闭的心灵闸口一刹间波涛汹涌，并以迅疾的不可阻挡的方式奔泻出来。于是，一首赵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内诞生了。“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按照元史专家幺书仪的说法，此诗之佳处显然在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一个书生无力回天的叹息交织在一起”。即使后世那些对他改节仕元一事颇多成见的人，如虞堪、董其昌、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等，也不得不承认诗中开阔的襟怀与哀婉的情愫，自有一种沉痛的、动人心魄的力量。当然，这样真实呈现自己情怀的瞬间在赵一生中应该并不多见，与他几个月后主动上诗元室，颂赞其铁腕统治“仁风遍满九垓，望霓旌缓引，宝扇徐开，喜动龙颜，和气蔼然交泰。九奏箫韶舜乐，兽尊举，麒麟香叆。从今数，亿万斯年，圣主福如天大”或“八音奏舜韶，庆玉烛调元。岁岁龙舆凤辇，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寿与天地齐年”的那些谀词烂调相比较，就算放在科技时代的高精度显微镜下，恐怕也很难使人相信上述诸作竟会出自同一人之手。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复杂关系，在他手下被阐述得如此完美，这真是一个奇迹。也许，在赵秀外慧中、大智若愚的外表下面，精神与肉体确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能够各自分别存活的特殊功能。它们偶尔也会表现出相依为命，但更多的时候却分道扬镳。如果有谁对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感兴趣，那么我想，只要他能准确测量出从松雪斋到鸥波亭之间精神上的实际长度，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得到解决。
自从济南罢官当年为周草窗绘《鹃华秋色图》的新的个人时代以来，通过展示令人惊叹的艺术才华消弥因出仕一事引起的舆论风波，争取得到知识界的谅解并为之重新接纳，事实已经证明赵的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同时值得庆幸的是，杭州十一年的儒官生涯非但没有想象中功亏一篑、欲饰无辞的窘迫情状，反倒为他改变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机缘与时间。当时一方面由于元廷统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基本上已趋稳固，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汉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越来越多。手头的一个现成例子还是要提到筑室浙东奉化的戴表元，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儒林领袖，当年在闻讯赵欲应召出仕时，曾一口气写下长诗《招子昂歌》力加劝阻，此时自己居然也兴冲冲为了一个信州儒学教授的蝇头微官，而不惜将三十年隐居林下的清誉卖尽。由于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湖光山色、酒楼歌馆自然成了这帮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类似的身世，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书画及文学的共同兴趣，加上穿插其间的大量的应酬、聚宴、游赏、观摩及其它社会活动，从而令这些原先或隐或仕，在人生原则上判若水火的家伙很快变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岁的赵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须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职位安排时，主流文化圈子里的那些人这才发觉自己甚至已有些离不开他了。当时署名松雪斋或鸥波亭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抢手货。加上鲜于枢、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后谢世，赵的书画市场已俨然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他于传统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识，融书法线条入画，气韵格调上力主取法晋唐等革命性主张，在深受南宋院画影响浸淫的元初画坛确实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据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场劝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