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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序言及碑、传、墓志之类也在袁枚一生所挣下的万贯家产中占到了相当的比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名度，以及传神的文笔。“五十年中，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而赠银巨万者”。（《随园轶事》）这样惊人的稿费收入自然远胜在朝廷做官了，但我怀疑多半出自后人的附会与夸张。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是每篇一百两到数百两不等。这里必要提到的两个人物是董怡亭观察与鲍肯园参议，作为袁生平笔墨业务上的两位最大客户，为一篇墓志铭和一篇传记曾分别付给他一千两银子作为酬金，让袁喜出望外进而深感不已，甚至临终前还不忘将两人名字写入遗嘱大大颂扬了一番。可见上述巨万云云，显然出于商业策略上的自我炒作。就象今天请歌星出台开演唱会动辄一二十万，自抬身价，私下最多数万即可成交。不过传说中一个姓安的淮扬盐商曾附庸风雅，出巨资重刻孙过庭《书谱》，托人向袁索跋。袁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几个字予以打发，就毫不留情地一下宰了他两千两银子，这事倒有可能。对有钱的呆佬下手不妨可以重一些，这似乎符合袁平时的一贯作风。
就像世界银行的金融寡头们千方百计四处寻找项目投资，如何加速手中资金的运作与流动，也成为袁吟风弄月之余必须时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他的选择对象是前面提到过的文坛好友兼淮上巨商程鱼门。通过对全集的细心阅读，我发现自袁退隐之日起，一笔数目为五千两银子的巨款就以月利二分的高息放在程在扬州的盐行里。还有一些在恩师尹继善的两江总督府，不过利息可能要低一些。另有少部分由亲戚汪芝圃主持，或投资实业，或短期放贷。我们不难想像这样的人情与利害关系双重保险下的良性金融运作产生的效益。程那里的后来虽因主人耽于吟风弄月、不善理财意外出了事情，但袁历年取回的利息早已超过本金数倍。在几年后程客死陕西，归还无望，孤儿寡母哭到南京求助的黯淡现实面前，袁谋定在先，胸有成竹，当即以壮士断腕的豪情，果断而机敏地进行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炒作。比如毅然焚去借券，（反正已是白纸一张）比如倡议为遗孀求恤，比如登高一呼，说动陕西巡抚毕沅掏腰包拿出三千两银子之类。成功和一帆风顺总是和他在一起。这些义举在文坛与政界果然达到了预定中的让人仰怀高义、闻风心折的良好效果，何况这样他自己就再也用不到拿出一分钱来。
第三部分随园食事及其它（3）
也许正是因为一生名山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与完美，认为袁是政治投机者和道德沦丧者的批评仍然不少，至少在他生前死后很多人都在暗里这样痛诋他。然而叫人难以信任的是这些人的身份──王述庵、孙星衍，还有吴嵩梁和郑板桥等等──多为袁的生平交好甚或执弟子礼者。其中王昶曾多次给袁写信，称其人曰“岿然为东南人士所仰止”。其文曰“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英豪”。郑板桥，这个主动赠诗于袁称“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的家伙，对同性恋的共同嗜好曾是他们友谊的基础，也在作品中对他冷嘲热讽。一名入室弟子甚至在他死后将原来引以为荣的“随园门下”的私章改刻为“悔作随园门下”。昔日的崇拜者与追随者说这样混帐的话显然出于内心积压已久的自悲与忌恨。是的，也许袁对他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拥戴袁意味着可能一生都要淹没在他持久的光芒之中，但反对他訾议他同样被证明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何况袁枚政治上处世上的艺术还只是他生活的一个侧面。事实上他的文学成就比财富和社会关系更有力地支持着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诗艺，他的性灵学说，渊博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小说，艺术笔记，涉笔成趣的书信体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随笔读的食单、诗话，以及那部仿佛外国作家随想录一类的《牍外余言》，无不展示着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洋洋四百余万字的《小仓山房全集》作为清代文学具有独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让人仰之弥高。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县城的书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评点它们的当代名人有钱钟书、台静农、郭沫若、毛泽东。
袁一生的最后十年（1787─1797）大都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度过的。他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下广州，登武夷，二到杭州，三上天台──当然是在他那些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那时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想像，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刘德华或郭富城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这中间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就可以了。或者读一读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其间他还干过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那就是作诗自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预言包括七十六岁死亡在内的他后半生的人生大事。由于其它诸事都被先后验证，他于当年年初便作好了辞谢人世的准备，并毅然作诗为自己送行。可以想像这种知天达命精神对社会感官的刺激与冲击力。整个国家上下沸腾了，一千多首和诗从天南海北寄向小仓山房，敬佩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但事实上他神奇地存活了下来。四年以后的一七九五年，由于自觉不支他戏作自寿诗十首，交代生前死后诸事，但死神再次与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这样又过了两年，他于扬州舟中偶染风寒，腹泻不止。在小仓山房冬日宁静中略带几分清寒的光线里，他披着皮袍，倚着病榻，用仿佛平时给朋友写信那种平静语调给两个儿子阿通、阿迟写遗嘱，中谓“用淡红纸小字写讣，不可用素纸，其余平行用小古简最雅，用大纸便市井气”。“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诱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但题一碣云‘清故诗人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书毕摘下眼镜，脸呈笑意。这次，他是真的去了。
写于2000年4月─5月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1）
在采石矶太白楼头把酒看栏外的长江依稀是一派典型的盛唐诗歌景象：开阔的视野，雄壮的气韵，平稳而有内在节奏的流动速度，而这三样东西正是构成一个杰出艺术品所不可或缺的部件。尽管长江沿岸赏心悦目的登临处不少，但采石矶的江山如画在文化上的位置一向得天独厚。诗人李白当年选择这儿跳下去从而结束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至今他的躯体与思想尚安睡在距此不远的一抔寂寞黄土之中。尤其是在暮雨潇潇的残春或深秋的黄昏，惊涛在故垒西边拍击出苏东坡词中那种铁绰铜琵的声音，而江心的点点帆叶仿佛被历史的大风拂乱的正史或野史的残篇断章——讲述时间与沧桑——既深沉又凝重。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你刚巧有兴致在那里凭栏怀古，你会觉得卷起千堆雪的浪花与你的思想形体是如此相象，而浩荡的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此刻则仿佛正从你的胸中流过。
公元一七七一年，几乎出于同样的偶然因素，一大帮文人雅士在这里的一次浪漫集会，至今尚被认为是安徽文化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那一年春天的上已佳日，洪稚存、黄仲则、孙星衍，还有汪容甫和杨荔裳，这些清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名头响当当的人物，在时任安徽学政——文化教育厅长——朱筠的发起下，假座太白楼头举办规模浩大的诗酒文会。由于与会者的长长名单不仅囊括了该省的名士宿儒，更有正好来当涂参加当年春季会试的全省各州县的青年才俊，其盛况空前的情景应该不难想象。有关这次诗会的详尽情况以及天才诗人黄仲则如何技压群雄，一举成名，以至被誉为“清朝的李白”的整个出镜经过，在后来现代作家郁达夫的著名小说《采石矶》里应该有着生动的叙述。其中学政大人磨墨、侍从摊轴等明显模仿李白当年初入皇廷派头的细节恐怕出自郁的自撰，至少在记录此事的文献中很难查到明确出处。不过黄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一诗在与会群贤中引起的轰动以及诗坛权威人士的酷评却全然有史可稽。无论黄后来的座师王昶的《黄仲则墓志铭》，还是乾隆名士吴兰修的《黄仲则小传》等均不吝笔墨描写了他当时“年最少，著白袷立楼前，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客为之辍笔”，和朱笥河学政见诗后惊叹“黄君真神仙中人也”等出风头场面。何况那时他的年龄才二十三岁，与他的同学兼良友洪稚存同在朱的官署中担任秘书工作。因性情落落寡合加上恃才傲物的才子恶习，以至与衙门里的同事时常搞得关系紧张。每逢这种关键时刻，作为他一生利益自始至终的主动维护者，洪的厚道、谦恭在大多情况下总是起到了某种调停与缓冲的作用。有关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着重提到。
黄清代中期“乾隆六十年来第一人”的盛名，与他一生贫病潦倒的身世所形成的那种触目惊心的对比，一直是令后世文人唏嘘感慨，为之痛心疾首的一件恨事。这大约也是自感怀才不遇的郁达夫情有独钟的更为内在的原因。郭沫若当年也说郁写《采石矶》纯属某种“夫子自道”。就一般而论，让一个天才诗人同时又是交际大师和弄钱好手当然所望过奢，这不仅因为艺术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回事情，更要命的是才华的拥有者在通常情况下都会据此向社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