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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被动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贵族风度不仅表现在艺术的精通以及文学修养上，对精神与心灵的尊重，也是他时刻告诫自己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的课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龚顾二人柏拉图式恋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采取的似乎一直是一种忍耐、大度、既不支持也不阻挠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但这种表面上的中立对当时侵扰他生活的这一事件实际起到的却是某种保护作用。（当事人的不动声色是证明流言空穴来风的最好说明，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他拥有的权势使他只需动上一个小小指头，就能击倒一个甚至一百个龚自珍。但事实上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道光十五年龚处境困难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把他弄到自己担任总管的宗人府（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来做事，以至仅仅几个月后连他自己也成为谗言的直接牺牲品── 被他的亲叔叔道光突然免职，并在两年后的一八三七年郁郁死去，享年四十岁不到。太素个人短暂的、大起大落的一生相对于整个满清王朝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雨固然微不足道，但他在这场棘手的爱情纠纷中表现出的宽容与克制却带有明显的文明社会的印记，即使在他死前所作被认为别有深意的《六铭》一诗中，更多表现出的也仅仅是某种规劝与互勉之意。如咏《镜》的“虚乃明，明乃容，容乃公，公乃大矣”。咏《笔》的“夫言与行，君子枢机，可不慎欤”！即使咏《剑》中“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两句略见锋芒，但紧接着“恐亦有悔”四字却显示了他良好的自制能力。太素的人格看来称得上是清代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心灵典范，但他的诗词却实在令人不大敢恭维，满纸的陈词滥调加上生硬而工整的格律，给了我几乎与他印在诗集扉页上那张单调、刻板的脸同样的印象。一想到此公在这本书上耗费了差不多一生的时光，禁不住让人悲从中来。是的，选择诗歌作为人生梦想的主要栖息地，也许太素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唉！叫我如何形容他呢？他的心灵象黎明时分港口的汽笛可以瞬息到达彼岸，他贫乏的想象力却象又破又旧的驳船不得不在水面吃力地爬行。
与她缄默、敦厚的夫君相比，顾的才貌以及社交能力无疑都要高出一筹。这个身世神秘的女人，多愁善感的女人，既精通琴瑟，针线上也照样拿得起的女人。作为谪戍的满清名臣鄂尔泰的孙女，她二十岁以前的生活对文学史家来说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包括回到北京后最初几年的行踪，同样也罕为人知。自二十六岁嫁给与她同龄的荣亲王奕绘到后者四十岁因心力交瘁逝世，十四年的婚姻生活尽管珠绕玉围，但在夫唱妇随、互敬互爱的日常表层之下，她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留有一个空间保存着完全属于她个人的情感与秘密。她诗词中大量出现的、乐此不疲的赠怀游冶之作，也向我们发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危险信号。近世有些文章谈到她早年苏州的歌女生涯，还有人甚至直接说她曾在青楼为妓。就算我们对这些说法姑置不论，但让一个从前的风流人物在婚姻中按部就班、循规循距多少还是有点残忍的。因此，明善与太清的结合在我看来颇有点象是香港的烟草商人黄和祥娶了影星巩俐。可以想见在太平湖畔的这座风光旖旎的幽深邸宅里，她的幸福生活如同门前春天的湖水那样清澈明静，而她的寂寞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深度。另外考虑到习性、思想、观念、行止上的种种差异，我敢担保她与她的婆婆绵亿夫人、太素正室妙华夫人、非嫡生的长子载钧等的关系混得也不会怎么样。这一点从这些人一开始就对婚事持反对态度就可得知。唯一对她爱怜有加并可以倚之如长城的一个人就是她的丈夫，还有一只雪狮子猫和一只名叫双环的小狗，也即龚自珍诗中所谓“长安俊物”。
第四部分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3）
五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当初的这场围绕丁香花案展开的争论是多么的片面且于事无补。再翻出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附录部分，有那么多文人学者卷入了这场讼案，舍本求末地各执一词。藏书家陈士可好不容易弄到久佚的太清词集，著《蕙风词话》的况周颐被里面的内容吓坏了，删改过半不说，私下里又抽去八首，硬是把阮玲玉弄成了祥林嫂模样后才敢由西冷印社出版。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置龚父任上海警备司令多年，岁入巨万，动辄几千银子汇至京师供儿子买古董的事实于不顾，将龚道光十九年的出逃说成是“先生官京师冷署，俸入本薄……境遂大困”。意思是说因为饿肚子才突然想到辞职回家的。冒鹤亭从其外祖父周星诒先生处得闻龚顾韵事，私心慕之，除转述好友曾朴外，另作《太清遗事诗》六绝句纪怀。身为满人后裔的书法家启功先生对此颇多诘责，“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的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好家伙，不是亲眼看见的简直就不能说了。龚逃离京师后老婆儿子多次致信要求将她们接回杭州，然而龚始终“惮国门不敢入”，“遣一仆入都迎眷，自驻任丘县待之”。“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这样出于龚自述的证据凿凿的事情，也被在丁香花一案中持否定意见的孟森先生解释成是“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另外，对于龚在丹阳的暴毙，当代学人朱维铮先生认为“说不定就是乱吃乱喝，得了某种急性传染病而死”。而在此之前，以女文豪自命的苏雪林甚至将龚诗中对一大脚女子反复多次，毫不掩饰的赞美，也非要小心翼翼绕过顾太清，将之考证为是对另一满族女子的恋情──道德捍卫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顺便说一句，苏的那篇考证龚顾情事的文章不值一驳）但有一个真实得让人害怕，象天安门矗立在长安街上那样的事实他们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龚写于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具体的地点、场景、人物，具体的交往情节与特殊环境中人的服饰，除顾太清外简直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即使辨舌若电，与人为善如孟森先生者，也不得不承认“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但如果谁认为这种对私情的大胆描述系作者行文粗疏，失于检点所至，那他肯定是错了。实际上这是龚自珍自以为是的深谋熟虑的产物。要知道在当时黑云压城、风声鹤戾的危急情况下，通过这样的过激形式，将自己的行状一下子全部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应该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离京，辞职理由的自相矛盾，将妻儿扔下不管，以诗告别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为，不妨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从离京后致好友吴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颓放无拟，往来吴越间，舟中之日居多”的谨慎，到在杭期间一连用十多个“劫生”“浩劫”来表达自己的生还之喜，到后来敢于接受丹阳县的教职，我们大致可以相信他在惊惶之余，对自己亲自设计并努力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尽管两年后仍然遇害，但正是在这弥足珍贵的两年间，他以心灵受压过久突然爆发式的激情、悲愤和汪洋恣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十八卷的《龚自珍全集》里没有《乙亥杂诗》和《庚子春词》，那情形就象是从鲁迅的小说里抽掉《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龚自珍的一生中没有顾太清，那情形也象鲁迅先生四十五岁那年没有遇上许广平。
六
一八○二年秋天当龚自珍初次跟随调任京职的父亲来到北京时，当然不会想到三十七年后他的离去会是那样狼狈。那时生活在他眼里象一本精采的书才刚刚打开，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喜欢高谈时事，最狂热崇拜的一个人是北宋有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蝇头小楷抄写王的策论外，甚至服饰上也对他的政治偶象进行刻意模仿，以至都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流传着有关他“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屐，十年不更”的轶闻。几年后的结婚同样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变。《清稗类抄》说他刚做父亲不久后的一个秋夜出去拜访朋友，当主人从内室披衣出迎，发现站在门外的龚依然一如往常，身披一件旧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形象基础上再添加一张“广额巉颐，戟髯炬目”的尖脸和矮小，瘦削的身体，这对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为他的天才所倾倒，因而想象他剑眉朗目、风流倜傥的人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
龚自珍的奇特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形象，他的嗜赌，他的仗义，他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的收藏癖与两次令人生疑的发誓戒诗，新边疆观念，文学上的罕见天赋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为一生都处于媒体（当时叫朝议）关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纪前期的北京曾一度点燃过青年龚自珍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是财富、权力以及文化的象征，也因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汇聚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白天分别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办公室里编邸报，绘地图，研究边疆问题，制定赋税政策，晚上则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国事。但国家在浩浩荡荡输运鸦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无策以及奸臣的当道，很快使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禁不住泪流满面。短暂而虚幻的强国之梦破灭以后，魏源立马去两江总督陶澍署中充当高级幕僚，并通过倒卖食盐许可证很快使自己暴富起来，在扬州置地买宅，成为寓公。林则徐后来虽被派去广州禁烟，朝廷内外却又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