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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苏州的知县生活成为袁一生中的惨痛记忆。以万历年间天下第一才子的名头而被委以江南首富之区父母官的肥缺，这在旁人眼里该是何等眼红心热，叫人几疑身在梦中的奇遇，而我们年轻的诗人兼资深佛学专家居然为此长吁短叹，并将它看成是苦差乃至厄运，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古怪，更荒诞的事情了。如果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像李白那样只会写诗喝酒，不谙人间事理的家伙；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现在所能在《苏州府志》里查到的有关他政绩的记载倒也不坏。他的弟弟袁小修后来回忆自己当初作客吴县时的所见所闻，也曾有“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这样的誉语，依稀一个如同时代人海瑞，王阳明那样恪守职道，勤政亲民的清官形象。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前不久尚“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间沦为“觉乌纱可厌恶之甚”，并最终挂冠而去的社会闲散人员除前述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变化外，更现实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蟒袍顶戴的身体与山水文章的头脑之间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何况这中间还有一盏哲学的明灯在闪闪烁烁，并以其所谓宿命论的永恒光辉照彻存在与虚无。可以想象，在吴县县署后面那所带花园的小楼度过的那些日夜，他的心灵犹如西洋朋友利玛窦送的那架自鸣钟的钟锤摇摆在人世与出世，庙堂与江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格局之间，前后矛盾，左右为难，受尽煎熬折磨之情溢于言表。而最终，对自由精神的呵护与膜拜似乎还是战胜了体制的桎梏——其情景仿佛火焰穿过甲胄。在其时写给各地朋友的大量书信中，对此他自己也曾或多或少有过一些真实而生动的描述。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给同年进士兼文章知己、时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戏剧家汤显祖写信，就曾较为详尽地流露过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 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在这样不无自嘲与戏谑色彩的开场白后，他举出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陶渊明的例子，抚古思今，自剖心迹：“人生几日月，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 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最后，他以精神胜利者的口吻告诉汤，自由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他的书中将《逍遥游》列为首篇。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自由、闲适的意思）人，是第一种人”。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3）
五
也就在此信寄出后不到两月，明代政治文化舞台上的一出好戏——或称闹剧——在并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拉开了帷幕。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将袁公元一五九六年春天的突然辞官形容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事实上应该并无任何夸张之嫌。一方面是精神火焰召唤下对自由生活的企盼与向往，一方面是同僚的劝阻，士民的挽留，上司以及清议的不以为然。从当年三月递交辞呈到次年初春始获恩准，整整一年的焦头烂额和寝食无安，事情的难度，复杂性，以及所承受的压力显然都超出了他本人原先的估计。由于此前有他的朋友李贽、陶周望等的成功个案可供援引，袁一开始使用的借口也是家亲无人奉养什么的，紧接着又声称自己身患重症，并且已到了奄奄待毙的程度。同时私底下又通过各种关系请托说情，乞求吏部恩准。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不惜以身试法，租用车辆将妻儿奴仆提前载走，向上司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再不批复，就将弃官出走。从他先后摆出的这些破釜沉舟、形同拼命的架式来看，可以想象其内心对仕途红尘的厌恶与恐惧已到了何等极端的程度。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喜欢将袁这期间的可怜形象戏呼为男性祥林嫂，称得上是个相当准确而精彩的比喻。即使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在读了以下这些写给各地朋友的叫苦连天的信札后，相信也一定会发出会意的、同情的微笑：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 何也，钱谷多若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若蚊虫，官长尊若阎罗。以故七尺之驱，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 辄尔自嫌，故园松菌，若复隔世。”
——致沈存肃博士
“走萧散无用人也，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
——致朱一龙司理
“作令若啖瓜，渐人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
——致湘谭知县何起升
“弟近日宦情，比前会兄时，尤觉灰冷。已谋一长守丘壑计，掷却乌纱，作世间大自在人矣。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多少光景，一朝到手，滋味反俭于书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惟恐唾之不尽，作官之味，亦若此耳。”
——致李维标典簿
“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邪？抑令苦人邪？”
——致安福知县杨适筠
“谁不乐作官？弟有至情万不得已者，虽为亦无味耳。食无味，儿女子皆知吐之，官无味而不知吐，必且呕哕随之，至今身命俱丧无后已，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箭既离弦，无返回势，幸时察”。
——致吴县徐琴函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夺哉！”
——致丘长孺
六
有些时候，依靠耐心的去表存里的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在文字背后侥幸找到更多的发现。任何或多或少影响后来文学进程的作品，通常看上去就显得不同凡响。我们此刻面前的这些书信是明代散文的杰出部分，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怀疑。尽管如此，如果一味相信作者可怜巴巴的陈述，将他所谓的看破红尘与公元二世纪的贤者陶渊明等同起来，仍将被证明不免过于天真与轻率。从表面看，性情萧散不耐政事繁杂似乎是袁下决心挂冠归隐的惟一理由，但通过对他个人全集的详尽阅读，我发现私底下却仍然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比如当时县城里有关他艳事的谣诼，其时发生的“花山讼案”中与上司、同事因处理意见相左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一向维护他的苏州知府孙成泰的突然去职，其中尤以平日夸夸其谈无意中得罪当地名闻天下的文学泰斗王百谷张幼于一事最为势恶境迫。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一封致从前的受业恩师王以明的信中，袁扬言“吴中人无语我性命（佛学）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 夫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 油人面中，当无出理，虽欲不堕落，不可得矣”。学生给老师戴戴高帽那也是人之常情，但坏就坏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