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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扔的吗？”黑毛头瞪起了眼睛，“是我扔的又能怎么样？”
“你知道爷爷当年用什么笔写字？”黑毛头抬起头，用眼神在问爷爷：你说说看，用什么笔写？他想，爷爷也许不用铅笔。
“爷爷买不起笔，也买不起纸。”爷爷穷，这他听爷爷说过的。
爷爷小时候没有新鞋穿，就穿二鞋。二鞋是人家穿旧了穿小了不要的鞋子，让专门收旧鞋的人收了去，洗干净了，把破的地方补好，然后，在鞋子的前边和后边再打上皮子的包头。不知道的人，从外面看，还以为是新的。这种二鞋当然要比新鞋便宜得多，没有钱的人家，孩子们才穿二鞋。爷爷说，他的姬伯夫省吃俭用，才能让他穿上这样的鞋。鞋子大了，不跟脚，鞋子小了，挤着脚，你也只有认了。爷爷的裤子露膝盖是平常事，冬天光着身子穿一个空壳棉袄，就很知足了。吃糠咽菜，饥一顿，饱一顿，补了兵，进了营盘，这种苦日子还没有完。爷爷说过的，因为营盘里，士兵的待遇猪狗不如。一次他们出发打仗，发了他们十天的口粮，全部都是生红薯。二十多斤的生红薯，饿了渴了都是它们，直吃得他们胀肚子，吐酸水。所以，黑毛头从不挑食，不拣穿，好的吃，赖的也能吃，新的穿，旧的也不嫌弃。他知道自己和爷爷比童年，爷爷在地上，他在天上。爷爷见他半天不说话，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说：
“我没有你这么多的好看的铅笔，连一杆像样的毛笔也没有。
我用一根细棒棒，头上扎上一束麻，没有墨汁，就蘸上水在木头板上写字。石头、瓦块、树枝、筷子头都做过我的笔。”他没有再说下去，他要说的还很多很多。当年，姬伯夫告诉他，你要有出息，就要知道下死力去读书。在营盘中，要混出个样子，否则，活一辈子，也只能活成个卒，任人欺压，任人打骂。他读懂了老人的良苦用心。他只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书，补了兵以后，向营中识文断字的人学，向营盘周围的先生学。他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施公案》他一本一本读下去，学权术，学谋略，学用人，学用兵。随着地位的提高，官阶的上升，他能够读的书更多了，古、今、中、外，他一发不可收。没有书，他是活不下去了。当人们看到他的草书，写的诗文，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是一个只念过三年书的人。
“爷爷，我错了。”黑毛头认了错。在以后学校主办的一个勤俭节约的展览会上，展出了同学们扔掉的馒头、铅笔、本子，也展出了红军长征时穿过的草鞋，用过的油灯，补丁落补丁的军装，背过的旧书包。黑毛头做了讲解员，讲得很好，感动着许多的人。但是，他也曾经想过，爷爷的故事也是很感动人的，但是他的故事不能给同学们讲，因为爷爷没有当过红军。他已经知道了，爷爷做司令的时候，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国民党是反动派，已经被打倒了，残余力量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黑毛头九岁时，一个叫张德伦的爷爷送来了一个铁皮做的铅笔盒，盒盖上画着一队威武的骑兵，扬鞭跃马。那爷爷穿着绿色的军装，双肩上扛着黄色的肩章，两道杠托起了四枚金光闪闪的五角星。
“张爷爷，我知道，你是大校。”
“你怎么知道？”
“我们班杨卫国的爸爸是两道杠，三颗星，他是上校。”
“不简单呀，小家伙，不愧是将门之后，对我们军人还有一番研究嘛。那么你是个什么官呢？”张爷爷指着黑毛头左肩的符号在问。
“我是大队长。”这李树槐已经加入了少先队，当了大队长，是连续几年的三好学生。爷爷笑了，他拍着他当年的部下德伦的肩膀：
“你还年轻，才五十多嘛，还正是能干的时候。我的孙子呢，就更年轻了，更是前途无量呀。”
黑毛头正低着头，在玩弄那个铅笔盒。
“喜欢吗？”张爷爷在问。他使劲点着头。他喜欢军人，爷爷做过军人，爸爸也是军人，但是如果爷爷当过红军，爸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该有多好。这个爷爷说的前途无量的人，不知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些想说而似乎说不出的话。也许，佟辉爷爷说得对，他是一个小人精。说他是小人精，因为他比同龄人想的事情要多了一些。不是吗？
第六章庐山遮住了小姑娘的太阳
娘，这对于小小的李北是甜蜜蜜的美好的称谓，能勾起她绞着糖汁的记忆。娘长着可爱的鹅蛋脸，喜庆模样，面皮黑里透红，一双细长的眼睛，总是弯弯的像笑起来的柳叶，使小姑娘一次次动情地想把它们含进口里。娘的一双手很巧的，能绣出牡丹花、月季花，做出漂亮的虎头鞋。金黄色的小老虎背着漂亮的斑纹，张着红红的嘴啃着地皮，妞妞和小老虎哥哥每人踩着两只老虎四处玩耍。
娘说，虎妞妞，虎小子，穿着虎虎鞋，跑啊，跑啊，跑大了。娘的手指软软的，细细的，长长的，拍着妞妞走进梦乡，坐上了弯弯的月亮船，在门前那银色的河渠里划啊划。娘的手，也有让妞妞难堪的时候，因为它们会放进妞妞的胳肢窝里，脖梗儿里，抓出妞妞的痒痒肉，直痒到妞妞的心尖尖上。妞妞痒急了，会笑得满炕打滚。
她要讨饶的。但是，她又时常盼着娘过来抓她的痒痒肉。也许，能让娘抓出痒痒肉的孩子才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如果没有娘抓孩儿的痒痒肉，那是天大的不幸呢！
“北北，北北，”这声音也是甜甜的，像是从盒子里放出来的一种音响，那样的遥远，那样的压抑，又是那样的陌生。这是在叫谁呢？
“北北，到妈妈这里来，来呀！”这是一个白白净净，清秀、斯文的女人。对了，小刘叔叔和爸爸都说过的，这是妞妞的亲妈妈，他们说，是这个妈妈生出了妞妞。这个妈妈和那个娘不一样。李北没有动。她记起，这个妈妈和爸爸都不再叫自己作妞妞，而叫北北，刘叔叔也叫自己作北北了。妞妞在变，农村的妞妞快没有了，坐在这里的人就要成为城里的北北了。这里没有奶奶说的天边，就是那个只有站在山顶上才能看到的，能够托起太阳的，和黄黄的大地咬在一起的蓝蓝的天空。这里有马路，有街道，北北和爸爸、妈妈、姜阿姨一起住在一座院子里。院子里有花，有草坪，有矮矮的冬青树，还有一座两层小楼。这里没有满院子跑跳的小猫、小狗、小兔、小鸡，没有好听的鸟鸣，却有收音机，有留声机，能放出动听的故事和悦耳的音乐；还有大眼睛的洋娃娃，李北叫它作“假人”；还有会跳的青蛙，但是必须用小钥匙插进它的肚子里转几圈，它才跳得起来。
“来呀，过来，让妈妈抱抱，好吗？”姚慧敏伸出了手，十指纤纤。孩子在襁褓中就离开了她。她常常在热昏的梦幻中亲吻着自己的女儿。她的身体是滚烫的，额头是滚烫的，嘴唇是滚烫的，泪水也是滚烫的，这吻当是这人世间十二分热烈的吻。然而，当她的热度退下来，当她从噩梦中挣扎着爬回人间时，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孤苦伶仃。她热烈地吻过的人不在她身边。炳彪呢？他在发狂地工作。当自己处于昏迷中的时候，他却奔波在旅途之中，泡在开不完的会议之中。现在，她康复了，炳彪把女儿给她接回来了。但是，与女儿的那份亲情却被不可名状的什么阻隔着。女儿见到她没有愉悦和嬉笑。她伸出了双手，长时间的，终于引得北北向她挪动脚步了。怯生生的，十分小心的，一步一步像是踩在高跷上，又像是在拖沓着那笨重的，本是属于自己的，又似乎不属于自己的步履。慧敏伸出的纤纤十指开始发颤了。终于，她垂下了手臂。而北北也就此止住了那不情愿拖沓的步履，睁大了眼睛，站在那里，直勾勾地注视着她。
像是两条毛毛虫从眼睛里钻了出来，又连爬带滚地滚成了球，顺着脸颊掉了下来。慧敏失态地用手捂住了脸。她这是怎么了？抗日战争时期，十六岁的她，作为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被泉城的一所中学开除了。于是，她和那些大学生一起历经千难万险到了延安。从此没有再回家。她的父亲是北方一个有名的大商人，是剥削阶级，他挂在嘴头上的开店经是什么“若要发，众人头上刮”，“骗杀人不偿命”等等。女儿发誓背叛父亲。但是，女儿在梦中一见到父亲，又像儿时那样亲昵地把头扎进了他的怀里。父亲问她：
“敏儿，爸爸疼爱你呀，你怎么可以不要爸爸了呢？你的妈妈，她想你想出了病。还有你的大哥，你的小弟，你不想他们吗？”
“想，我想。”于是，她看到了一张张亲人的脸，他们一闪一闪的，像云儿一样飘忽不定，飘啊飘啊，怎么，越飘越远了呢？
“别走，等一等我，我不能没有你们，不能没有你们！”她哭醒了，睁开眼睛回到了现实之中。不，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会削弱我的革命意志，要不得，要不得！就此，在她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中，曾一次次深刻解剖自己，批驳自己。也许，把心肠变成铁石一般，才是脱胎换骨，彻底革命了。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她认为，党性就应该是这样的，把人性撕得粉碎，方能铸就那钢筋铁骨。于是，在宝塔山下的延河畔，她成为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呢，她完成了学业，改了名，换了姓，被党派往敌战区，拉起了一支游击队。她的事情干大了。那时，在华北平原松林沟一带，谁都知道那个会使双枪的女游击队长张真。她带人端鬼子的炮楼，抹汉奸的脖子，伏击日伪的保安队，神出鬼没。日本投降了，因为工作的需要，她恢复了自己的姓名，那姓名毕竟是父亲所起。不知为什么，在她内心的深处，父亲那慈样的笑脸似乎是永存的。亲情是不容背叛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