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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起身来，又向前走去。在到达岔路口之前的整个一段路上，雅可夫老是仔仔细细问我：怎样去找地下工作者？给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是什么？怎样把结果转达给省委？”
“费多罗夫同志！您要知道，”他叫了起来。“我的爱人也是个共青团员。她是打字员，能用打字机打各种传单。我准备在城里试一试。假如由于自己的民族特性绝对不能在城里住下去，我就带着她上你们的队伍里来。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带小孩儿的话，那我们就把他安顿在朋友那里……”
我给了雅可夫几项具体的任务，还给了他两处城里秘密接头地点的地址。
“噢，雅可夫，你要留神，千万别落在德寇手里，”我跟他告别时说。“如果你能够把家属救出来，或是即使自己逃出来，那么就上科留可夫卡区去。我们在那儿再见吧。”
我们接了吻。说实话，当时我总以为是永别了。
我和西蒙年科长久地目送着雅可夫孤零零的背影。他走得很快。从他的步伐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那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情绪。
我们前往斯列勃良区的伊格纳托夫卡村。我在那个村子里认得几个人。
九月二十七日深夜，伊凡·西蒙年科我和在十二天的流浪以后，第一次走进一个住宅。
我们敲了敲小学教师查哈尔琴科屋子的窗户。我有些认识他。他是在战前不久被吸收入党的。
我们没有立刻被放进去。有人 小了灯火，走到窗前，把一支手掌紧贴在窗玻璃上。这里谁也不遵守灯火管制的法令。
“什么人？”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自己人，查哈尔琴科同志。开开门吧。”
五分钟以后，拔门闩的声音响了，门开开了。我们走进了屋子。女主人燃亮了灯，主人一声不响地打量了我们好半天。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您。但是您的朋友，我的确从未见过。啊，费多罗夫同志。”他脸儿涨得通红，蜷缩着身子放低声音说。他的妻子立刻蒙上了窗户。
“费多罗夫同志，没有人发现您吗？其实，您明白……是的，是的……真是以外的事！你们要知道，同志们……你们明白吗……伪村长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好，我当然受到特别的监视了。不错，现在村子里没有德国兵……但是……”
“难道只有伪村长一个人知道您是共产党员吗？我也知道的。我知道您是咱们切尔尼多夫组织中的一分子。我不打算在这里久住。请您告诉我，区委采取了怎样的步骤，你们怎样分配了地下工作的职务？……当您回答我的时候，可能的话，请您太太给我们弄一些洗脸水，随便弄些什么吃的东西……”
我是信口说的。可是，我的充满自信的声调造成了良好的印象。
我想：“让这里的主人们把我的到来认为自然而然、日常普通的事情：省委书记视察各区，熟悉熟悉基层组织的活动情况。”
关于我们好多天的流浪生活，我一字不提。我认定“工作开始了。”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不，现在我是猎人了。让德国野兽夹着尾巴逃走吧，暂时我还得隐藏起来，还得小心谨慎；但是你们等着吧，当我们扩大自己的力量的时候……”
我开始向查哈尔琴科打听：“我希望，您没有在德寇区军务处登记吧？”
“费多罗夫同志，怎么能去登记呢……”
但是他的回答分明告诉我：即使他没有去登记，无论如何，也对这件事考虑过了。不要紧，从今天晚上起，他的想法会开始不同的。
“好，这么说，您是个地下工作者喽！您的区委书记是……？”
“高尔勃夫同志。我还没有见过他……不，可惜，我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他隐匿不见了。”
“共产党员中间还有什么人留在本区的？”
“我听一些熟人说，有一组人在古尔宾塞村活动；它是由过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本区首长领导的。我记不起那位同志的名字了。”
“您还知道什么人的消息吗？关于其他各组，您不熟悉吗？他们或许隐蔽得很好……现在，查哈尔琴科同志，明天早晨，或者最好是今天夜里，请您上古尔宾塞村去找一找这组人。叫他们派人来听取指示。”
说到这里，小学教员的妻子插嘴了：“科斯佳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我们有儿有女，要是我男人被捕……”
“要是他在前线又怎样呢？”
“在前线——那是另一回事。”
她的丈夫早已对她作了许多坚决的手势，叫她不要插嘴。他说：“走开，走开。你还不如去做些东西给人家吃吧。”
她出去的时候，我对西蒙年科眨了眨眼睛。他跟着女主人到厨房里去了。她一面不断地擦眼泪，一面生起炉子，给我们烧水洗脸，还煎了几个鸡蛋。
小学教师本人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慌张，现在实事求是地细细问我，他该做什么事，怎样去做。我劝他就在最近期间搬到另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村子里去，越远远好。
查哈尔琴科给了我一条裤子和一件工人穿的棉外衣；他又给了我一顶帽子，不过戴起来觉得小了些。我不得不把它后面拆开。我没有修脸，决定留起一些胡须，因为这样有助于秘密活动。
我们洗过脸，换过衣服，吃了点东西便去睡在温暖的炉台①上。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 ①俄式火炉，高七八尺，上面可坐卧，下面有孔，可烤煮食物。——译者注。】
到了早晨，男主人好不容易才把我叫醒。三位同志已经和他一起从古尔宾塞村来了。
看来，工作真的开始了！
查哈尔琴科埋头工作。他年约三十五岁，身体壮健，在我们来到以前，常因无所事事而很感痛苦。正因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才过分考虑可能发生的危险。由于天性被动，他总是期待外来的推倒。象他那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他们一离开组织，便变得束手无策。只有组织才能督促他们，只有组织才能给他们灌输勇气和力量。
查哈尔琴科开始指手画脚地把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地讲出来：他怎样悄悄地穿过菜园，走进古尔宾塞村，怎样没有向别人打听而完全由他本人找到进行秘密活动的住所……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急于想听听其他同志们要说的话。
他们告诉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地下小组，这个小组包括四名党员和七名共青团员。可是破坏工作和游击活动还没有展开。
显然，同志们总有点忐忑不安。原来他们这个小组最近遭到很大的损失：组员之一游击队员、集体农庄主席洛格费宁科，在捷米叶夫卡村牺牲了。
“省委书记同志，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对待这件事故，”来人中有一个总结说。“当然，洛格费宁科英雄般地死去了，牺牲了他自己，但他的行动是鲁莽的、无组织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辆坐着几个军官的德寇汽车从大路上驶过村庄。洛格费宁科一看见汽车，就从腰带上拔出一颗手榴弹，叫着：“苏维埃乌克兰万岁！消灭德国侵略者！”就向德寇扔了过去。炸死了两个德国兵。其余的人便跳出车来，追赶洛格费宁科。他没来得及跑远，就当场在田野里给打死了。这一切全发生在白天。
“老百姓说些什么呢？”我问。
“他们很惋惜，也有些人批评他；但大家都一致赞叹他的勇敢。”
“你们对于这件事怎样看法呢？”
我所以发问，是因为自己一下子没有准备好回答。洛格费宁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早几天以前，当那个小女孩叫我去救她的母亲时，我也是险些儿按着初次的内心冲动行事。当然，洛格费宁科是党员，是热心的爱国者，是集体农庄的领袖，如果他不是单凭热血冲动，而是和同志们取得联系，共同经过深思熟虑才行动，那么获得的效果一定还要大得多。不过他的行为是对人民充满着爱，对奴役人民的人充满恨。
我们又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捷米叶夫卡的集体农庄主席的英雄功勋。我们决定去找他的遗骸，把他隆重地安葬在村庄附近注目的地方。他的英雄的死难应该在人民的记忆里巩固起来。在他的墓碑上，我们称他是人民的复仇者，游击队员。
同志们详详细细地报告了德寇统治本区的情形。
德寇在一个干草堆旁边发现十一名睡着的被围的红军战士。他们甚至没有被叫醒，便被集体枪杀了。
德寇在许多村子里已经指派了伪村长。大多数是过去的富农和他们的帮凶。例如在奥齐尔辆，伪村长是个德国移民。然而在某些地方，有些忠贞的苏维埃人故意接受这种职位，以便跟侵略者斗争。地下小组正在安排和这些人取得联络。对于那些确实判明为恶棍和叛徒的人，便送警告信去……
“现在已经不是威吓和警告的时候，”查哈尔琴科插嘴说。“斯大林同志已给了我们清楚的指示——消灭敌人的走狗！”
“这句话说得不错，”我说，“但是你们小组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消灭所有的卖国贼村长。现在让我们先来把必须肃清的人登记起来。让老百姓知道没有一个敌人的帮凶逃得了严厉的惩罚！你们要立刻开始宣传工作。有谁保存了一架收音机吗？没有吗？必须找一架，你们必须经常收录苏联情报部的公报，并且把内容告诉居民。把德国野兽暴行的一切实例收集起来，把事实记住，再通过传单或是口头谈话告诉集体农庄庄员们。”
我把若干指示交给了同志们，又把我要前进的行军路线也大致告诉了他们。
“你们要竭力设法让党的区委和省委知道周围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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