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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按照我的爆破工作方面的新助手耶戈罗夫大尉在省委会议上所讲的话说来，他认为我们被派到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截断铁道交通。换句话说就是：爆破手们埋地雷，爆破铁道路基，翻毁军车；而其余的一切都是辅助力量。他们，这些其余的人，应该保卫爆破手们：供应他们炸药、地雷、武器、粮食、被服；给他们准备后备队；在休息时使他们开心，而上级的同志们进行教育。
我问耶戈罗夫，他是不是认为我们是在铁道上生产和爆炸的企业；并且据他看来，是不是这个“企业”中辅助力量和人员太多了，只是在提高成本，因为不是经常在促进生产过程。
“费多罗夫同志，您过甚其词了。”
“是的，我在夸大其词。夸大往往帮助我们看到错误，理解错误，克服错误。”
军事上的任务是重要的，很重要的，并且在这个阶段中，毫无疑问，这是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当中的最主要的。但是假若我们狭隘地、琐碎地来讨论它，那就解决不了这个任务。因此我们退出了产生我们联队的地区，甚至因此它现在正式叫做军队，不再叫做游击队了。要是一个游击队和人民失去联系，不依靠人民的同情和支援，不从人民当中吸取后备人员，这样的游击队是不会有成就的。
德鲁日宁发言了，他说：“党的省委一来到这里，就负起这一省的责任。我们对党、对苏维埃人民负责组织全省所有的爱国力量。凡是有我们人员的地方，都建立起地下的党、团区委，乡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都复活抵抗小组，而在每一个邻近我们活动地区的村庄里都有自己的活动分子、都有秘密住所、联络员——这就是地下工作。并且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管是什么游击事业：侦察员和卫生员，机枪手和反坦克手，都要做这项工作。不让爆破手们以为省委解除他们和人民进行的工作，免除他们的鼓动、宣传和组织地下活动的工作。”
联队通信队队长马斯拉科夫建议用无线电器材装备邻近我们的各居民点。
“这件事怎样能实现呢？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装备几架简单的收音机。联队的广播中心将在一定时间里播放苏联情报部的通报，而且每昼夜至少两次。我们在村庄里的人员将收听这些通报，把它记下来在人民中间散播。对中央的汇报，似乎应该补充本省的汇报，这里面有居民讲的关于游击队的工作、关于战斗、关于我们的爆破手们的成就，以及关于当地地下组织的活动。”
接着我们从事一些实际工作，例如给秘密住所和森林里的接头地点编制一些暗号和答语。
看来，工作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知道同志们有时粗枝大叶地对待这些工作。有一个地下组织编制了这样的暗号：“你上哪儿去？”对这句话应该有这样的答语：“从过去的尸灰里来，到美好的未来去。”这样的谈话会使每一个从旁听到的人警觉起来。
暗号应该是容易记住的，要简单明了，不引起好奇者的注意。但是，这一点当然还不够。例如下面这两句不太难记的暗号和答语：“您在科维里住过吗？”——“不，我没有在科维里住过！”任何一个人，根本不是组织的成员，假如他没有在科维里住过，都会这样回答。
黎明时，我们还在编制暗号和答语。
太阳光已经照透了树木的簇叶，鸟儿已经唧唧喳喳，营地醒来了，这时联队值日员附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将军同志，这里有一个从‘庄园’①来的雇农，他说是有任务来的，想要跟司令官本人谈话。”
【 ①革命前白俄罗斯、立陶宛、东乌克兰等地的地主的小庄园。】
“你们检查过他吗？”我问。
“这方面没有问题。他是个赤手空拳的人，并且从外表看来是个毫无危险的人。总之，他可以信任得过。”
“那么他为什么不相信你们呢？是不是你们不使他相信呢？”
这个人物的确是很奇异的——一个服装相当古怪的中年人：穿着一套城市式样的西装，破破烂烂、有些地方已经打过补丁，套着一双不知为什么用黑鞋油涂过的草鞋。他脱下帽子，踏着畏缩的、拖 的步子向我走近，好像怕人家马上就会打他似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他很快地弯下身子去吻了它一下。这是那么出乎意料，而且令人很不愉快，他完全把我窘住了。
他理解到犯了错误，就脸红了。
“请老爷……”
“您干么发抖？我不明白，您怎么下决心到我们这儿来的？”
“将军老爷生气了吗？”
“我没有生气，您说吧，您想要什么？您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庄园里来的。离这儿十五公里。”
“您在他那里是干什么的？”
“我是无产阶级，将军老爷，被压迫的……”
“他是被人暗地里用袋子打伤的，”中队指挥员卡尔普沙在同志们哈哈大笑声中说。
“……我是除了自己的锁链以外没有什么可失落的那种人，”斯特维尼茨基老爷的使者一本正经地继续说。
“噢，干么您忸忸捏捏不直说呢……你们为什么把他带来见我？”我有点儿恼火地问值日员道。
“斯维特尼茨基老爷和我们——他的全体职工都向您请求。问题是我们在庄园里饿得完全绝望了。庄园的主人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捱了饿。我们既有猪——三十四头，又有牛——十九头，还有鸡——八十三只，以及……”
“那么为什么斯维特尼茨基老爷要挨饿呢？”
“他是那么一个缺乏适应能力的人，他不善于偷窃。”
“那么这处庄园到底是谁的呢？”
“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但是您要知道，大行政区长官的代表把所有的东西，直到最后的一只小鸡，都给登记上财产清单了。我们没有权利，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没有权利去拿任何东西。每一头猪、马、牛身上都画上丁字形的记号，每一只鸡、鸭都挂着金属的号牌。如果缺了数，马上给押进‘盖世太保’……老爷打发我来，或许，您会同意对我们的庄园进行一次小小的袭击吗？我们的猪养得很肥，牛也养得很好，还有些小牛……啊，完全不大的袭击，朝天开开枪就行……我们把一切都贡献给你们，可是你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一点儿。给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留下一点儿……”
我们决定把这个古怪人在营地里留一天，而明天，如果不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派一个游击小队跟他到庄园去。我对值日员眨了眨眼睛，当然，他是懂得应该让我们的客人松松舌头的。
“你给这位‘无产阶级’吃些东西，”我命令道，“然后把事情弄个清楚。”
老爷的使者千恩万谢，叫着圣母和耶酥来作见证人，把我称作“神圣的老爷”。
“老爷请，老爷请，”他从我跟前退着走，连连鞠着躬，重复说。 我后来从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他在吃饭前喝了一杯土烧酒，刹那间就醉了，开始高谈阔论起来。原来他是俄罗斯人，叫阿尔法纳谢依·彼特罗维奇，年纪五十五岁，在斯维特尼茨基老爷那里已经当了三十多年差。他自己是从日托米尔附近来的。革命前斯维特尼茨基在那儿有个庄园。
又喝了一点儿，他大哭起来了，开始为自己走狗式的命运诉苦：“不久到处会是苏维埃。地主都会被打死。圣母啊，而我们当差的将来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当差的很多很多，有几百万。在英国，我可以用耶酥的名义来发誓，仆人比农民还要多。再说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只会端进来，拿出去，带着小桌布站在那里，当人家骂我们甚至打我们的时候，默不做声……”
没有引起游击队员的同情，他住嘴了，而且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以我们的侦察副队长伊里亚·萨马尔琴科为首的冲锋枪队同阿尔法纳谢依·彼特罗维奇出发到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庄园里去了。老爷本人和他的家属在游击队袭击时预先躲了起来。雇农们欢迎游击队，他们从牲畜栏里赶出来好几条猪，牵来了六头牛、三匹马。
“您不是说，”萨马尔琴科向阿尔法纳谢依说，“你们这儿家畜多得很吗？……”
他只耸了耸肩，并且总是恳求：＇开枪呀，请老爷们开枪呀，朝天开枪呀！＇他并且央求游击队员哪怕把牲畜栏放火烧掉都行。＇否则，德寇会不相信……＇
萨马尔琴科拒绝放火。当我们的冲锋枪手们走进森林五十来公尺的时候，风儿带来了烟味：斯维特尼茨基的佣仆们自己放火把牲畜栏烧了。
白天是炎热的、寂静的、安定的。游击队员们在建筑一个个地下室，在森林的草场上割草，而这一切都做得不慌不忙。可以感到，这样的工作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个节日，都是种乐趣。甚至快要离开这儿的人，也锯着树，砍着树枝，给司令部和军医院的房屋 搬运圆木顶。他们已准许休息，你瞧他们就这样心满意足地休息了。对游击队员和士兵们来说，创造性的劳动是最大的欢乐和真正的休息。
鸟儿的啁啾声，微微的风，树叶的沙沙声，在厨房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轻轻的歌声——这一切造成了和平的错觉。我觉得，碰见一个光着脚的女人，穿着花绸衫，用扁担跳着了只水桶。由于出乎意外，我甚至站定了——从哪里来了这样的人呀？原来这是马露霞……
“你在哪里搞来这样一件长衫呀？”我问。
“难道说不好吗？”她笑着说。
“不，根本就不坏。不习惯腌了……大概又轻便，又惬意吧，是不是？”
“很惬意……我这件长衫是在战争刚爆发时做的。在切尔尼多夫只穿过一回。随身带来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