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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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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多罗夫同志,”她气喘吁吁地说。“人们说您在号召大家参加游击队,可真有这回事吗?请您把我也带去吧!”

  “我不是费多罗夫!”我尽可能使她相信地说。

  “这我懂得,您现在不是费多罗夫,这儿没有人听得见。带我一起去吧。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我参加过莫斯科农业展览会。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不错,就秘密活动来说,事情无疑搞得很糟。出了一些什么事呢?裁缝已经认出了我(的确,西蒙年科的妈妈可能告诉他的),而现在又来了这位女队长;工作队里的人大概也不大相信面前的人是从战俘队里溜出来的。而‘战俘’本身也不错,一直到现在,他还随身带着自己的一切证件,而且还用命令的语气说话……

  我这样自怨自艾地回到了我的清静的小房间。我心里却是一团高兴:如果她们知道我,而且认清了我,不但不把我交给德国人,反而细心地听我说话,可见人民是在等待党来说话,是在等待党来领导。

  举起游击斗争的大旗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西蒙年科陪着一个年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房来。他身体生得很结实、衣着也不错。

  西蒙年科在他向我伸出手来时说:“费多罗夫同志,这位是我的教父和朋友,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

  我正想握握那只伸出来的手,但是一听见他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原来他便是本地的总管,侵略者的宠信。我把手反叉在背后,相当不客气地仔细打量着他。

  这是我初次不得不和卖国贼面对面地碰头。被开除党籍的,十分之九是个怠工的人。这正好是德寇招募来当走狗的任务。但是西蒙年科为什么带他到这里来,而且还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呢?真见鬼,这算是什么样的秘密活动啊?……我的双手不由得捏成了拳头,想要揍这个犹大。

  但在博契科的目光中,既没有窘困的表情,也没有得意的神色。他坦白而直率地瞧着我。

  “费多罗夫同志,”他说,“我知道您不信任我。这是对的。允许我报告一下吗?我接受助理村长的职务是得到党的地下区委批准的。不错,我已有一段时间是非党分子,可是正因为我被党开除,德国人才指派了我。我们的村长是由邻近的科列斯尼基村的富农兼任的,按照德寇的规则,我还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因为我毕竟做过集体农庄主席,而且这个农庄还算是先进的呢。”

  这么说,原来我搞错了。但这是个使人愉快的错误。博契科为人严肃认真,喜欢沉思、善于观察。然而他有一个大缺点:他自己是忠厚老实的,他认为所有的人也都忠厚老实,因此太容易信任人家。

  “书记同志,我有许多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向您求教,”博契科说。“区委来不及详细地指导我。我值得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了。而我的地位又是十分为难。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也不太善于做作。再说这种角色也没有人写过。我自己竭力摸索。我不能把老乡们召来一起坦白地谈谈。书记同志,他们中间有些是坏蛋。

  昨天就有这么一个家伙跑来问我:‘怎样报名参加警察部队?人们对我说,战区司令部正在招募警察,可是必须您这里写一封介绍信。’我能对那种家伙说些什么呢?给他一记耳光,也许他要误解,不给他吃耳光呢——也不行。好,我当然具体地为他效劳。我凑着他的耳朵说:‘啊哈,看你这个人,在从前苏维埃政权之下,你送上了要求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现在呢,你又想谋警察干啦!’他回答我说:‘村长同志,我以前是想钻进共青团的组织呀。’‘我是你的什么同志?你应该称我为助理村长老爷!’于是我在他另一只耳朵上赏了一记耳光,同时合情合理地踢了他屁股一脚。

  这个刚走,另一个又闯了进来。他是从普列鲁克来的,是我们村子里的富农萧柯季科的继承人。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家父在一九三二年被苏维埃政府流放了,现在还放逐在西伯利亚。我以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可以做我家老爷的不动产的主子。请收下这封区长某某先生写给您的信。他命令您帮助我。’他的‘不动产’就是现在图书馆和托儿所的房子,差不多正是村里的两座最好的房子。我该怎样对付这个无耻的家伙呢?他谈吐文雅,措词也委婉,敲他一下脖子吧?没有适当的借口。”

  博契科住口了。

  “但我必须说,他并不是第一个人,”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已经有四个富农和两个富农的帮凶来过了。他们要求道:‘把集体农庄庄员们赶出去。您有权过问这件事的。德国人有一条法律说:我们可以收回一切。’我让这位‘知识分子’住进了阅览室的房子,还告诉他,我要把图书馆的全部图书都送给他作为赔偿损失。我劝他把这些书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么着他就连政治文献,连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藏起来了。这就是富农的天性!什么都积贮。好,让他积贮吧。我们的军队一回来,我们就把它收回来。然而还有些别的富农眼热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房子,我就暂时哄哄他们。老百姓对他们恨透了,‘暗地里’把一个富农打成残废。他自然淌着眼泪跑来了。我说:‘现在我有什么办法呢?老百姓不觉悟。我目前还没有警察部队。等待一下,到德国人的秩序巩固了再说吧……’我要说,书记同志,富农们回来倒是件好事呢。老百姓因此会更恨德国人了。普列鲁克的村长已经问过我:‘你们的供应力怎么样,村里还有多少粮食、多少猪?你偷偷地把它们登记以下,假如你评定得过低——那你就完蛋!’好,那么我怎样来登记呢?走进一所农舍,要是主人是自己人,是苏维埃人,我就问:“有铁铲吗?您为什么不挖个坑呢?记住,一切都得藏好。首先要把粮食藏好。应该把牛、羊和猪都宰了,腌起来,深埋在地里。‘这里的一个女教徒已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她在第一批德国人——一批脚踏车兵——刚到村上的时候,就带着面包和盐出去迎接他们。她头上缠着一块浆硬的白头巾,低低地鞠躬。两天以后,摩托车部队来了。这些人抢去了她的小猪。哈,邻居们就讥笑老太婆啦!现在她成了一位宣传员,到处拿这样的话咒骂德国人:‘这批土匪,暴徒,把我剩下的小猪都抢去啦!把一切都藏起来吧,我的好乡邻,撒旦亲自来啦!’书记同志,对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也多少通晓一些,并且相信不会动摇。虽说我现在的职位是够人家讥刺的。不管我对老乡们怎么说,不管我为他们工作得多努力,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刽子手。唯一的安慰是历史会给我一个评价的……”博契科带着苦笑说。“老天爷不使我的身体受损害,我的手脚都很健,头也不痛,但是我的心却在痛,书记同志……唉,为什么专说自己的事呢。我是什么人,我是干什么的?”

  在这些自暴自弃的问题中,我感觉到有一种委屈的音调。

  博契科被询问了好久以后才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区委把他开除党籍的决议。可是实际上博契科没有对我说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我心里照旧是个布尔什维克。等打完了仗,我们再来判定我是否合格,我反党的过失是否可以原谅。现在,我这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能够给党带来极大的帮助……然而,最好还是来谈谈我们目前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把集体农庄怎么办?那就是说,怎样处理它的财产?能够分的,我们早已分给人家了。例如所有的牲口、品种种子、小的用具器材。但是我们还有些打谷机、碾米机和播种机。毁了吧?我们下不了手。第二个,是干部问题。最近几年来,这些人都已成为才干十分不同的人。我们又有拖拉机手,又有农田工作队队长,还有保持记录的女挤奶工。他们在小小的、自己个人的农场上没有发挥技能的余地,反而感到苦闷。根据德寇的法令,并未要求完全瓜分劳动组合的农场。而且据说,料想不至于颁布这种法令。他们保留下了一些公社,以便更容易榨取。但是我们在公社里干活,马马虎虎、吊儿啷当。然而人们习惯认真地、诚心诚意地工作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一位女拖拉机手——注意到窗子里有灯光。她正和女友们坐成一圈。我想,她们一定是在算命。可是不,我看见一本书。我便问:‘你们对什么东西这样感兴趣呀?’您想是怎么回事?她们原来在温习拖拉机的技术常识。

  嗳,书记同志,怎么办?责骂呢、赞扬呢、还是哭呢?人们看惯书、听惯收音机、看惯电影了。从前我们村里每隔三天就有新片子运来。

  新近又出了一件事,说来惭愧,我差点儿给孩子们打死。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发现有人在偷偷地拆走风车、打谷机和马拉的草耙上的零件。如今农庄的院子是没有人守护的。说实话,我甚至没有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样的举动是好是坏。多半是好的,因为它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破坏农场,不要留给德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到呢。

  前几天,我顺着田地朝室内打谷场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见从那里跳出几个男孩子,躲进灌木丛中去了。到了打谷场——那里我们放着拖板——飞轮已经拆下,点火球已经扭开,所有其余的螺丝帽也已经卸下了一半。我摇了摇头,倒并不是为了可惜这些东西,而只是觉得出乎意外。后来我四周瞧了瞧,看见离矮林不远有一堆新土,上面放着一块触目的石头。我走到那里,拿脚碰了碰石头,突然象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耳边刷刷飞过。我弯下腰,有个什么东西叭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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