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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你们听，我怎么对你们说的？”她对小伙子们说。“假如我们是游击队员，那就该懂得纪律。谁逃跑——谁就是逃兵，那种人，”她嗓音里发出刚强而宏亮的声调，“凡是逃跑的，或者更坏的高高举起手来的人——就该处死！”
“我认为，您既是个发起人，就该当队长。”我对女工作队长说。
“奥尔洛夫同志，您是不是可以不用‘认为’，而用您自己的权利来委派一个人呢？这样会更巩固，特别是我们有许多人想到，这是由党委派和任命的。老大娘，请您开点儿门。让游击队员们听一听……奥尔洛夫同志的命令。”
这位姑娘的严格要求和身心自己有理的口气，使老大娘无条件地顺从了她。我也理解到，她可以担当指挥的任务，同时我的命令也对全体队员起着很大的作用。
“到这里来吧！”我把那些青年人叫来。
这时我搞清楚，十五个队员中有十个是共青团员。女工作队长年纪最大，她今年二十二岁，最小的是米沙，才是四岁。我本想说服米沙，劝他留下来。然而这件事办起来倒并不那么简单。他讲了自己的“铁木儿”的功绩……他是个高个儿小伙子，身体结实，目光傲慢不逊。
“我拿打仗的步枪打中过苹果的正中心，我会掷手榴弹。叔叔，我向来什么都不怕！”
我对这一小队人的最初印象是很好的：我甚至想和孩子们一起向前走，上伊雅琴游击队去。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有放弃了这种意图。有一个小伙子说，到森林里去以前，应该把村里所有的亲德分子都消灭掉，还提出了三四个人的姓名。他又提出了一个完全狂妄的计划：当夜立刻到那些已经回家的富农和富农的帮凶们家里去扔几颗手榴弹，然后再跑。这个小伙子很年青，容易情感用事。我想，其余的人会制止他，会给他解释，这样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是不行的。不料他的计划却使半数以上的队员听了大为高兴。不错，女工作队长还是想打消他们的热情：
“小伙子们，你们真傻呀！这样我们还没到森林，德寇就会把我们一网打尽，全都给绞死，连村庄也烧光。瞧，等我们到了游击队，那里有我们的力量，有司令员，他知道往哪儿进攻。”
“你真是个胆小鬼！”提出计划的人叫起来了。
我只得提高了声调。我命令他们立刻不要作声。小伙子们服从了，但是我明白他们心里还是热血沸腾。我也猜度到，他们一出门又会争吵起来的。
我们是在半明半暗中进行谈话的，我几乎看不出客人们的面孔。他们一定正在改变嗓音，在使劲用深沉的嗓音装作成年人说话。西蒙年科凑着炉子点纸吸烟的时候，鲜明地照亮了每个人的脸。这时我看到了女工作队长召集的那些小伙子是多么年青啊。于是我就轮流询问每个人。原来只有五个人在集体农庄里工作过，其余的都是六七年级的中学生。当然，他们想象不到在游击队里会有哪些艰难困苦落到自己身上。他们是入迷了，只想快些开始打仗，开枪，高呼乌拉。
该不该完全拒绝这些没长胡子的青年人的帮助呢？当然不应该，这些小伙子对于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很有用处。可惜，唉，真可惜，我们在事先准备人员方面所能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我挑选了六个年纪最大的，允许他们到部队里去。我建议米沙和其他几个中学生就地组织一个地下小组：写传单，把这些传单悄悄地送到每家人家去，和邻村的青年们取得联系。他们都赞成，但显然是失望了。
说到这里，我们便分手了。下半夜我就没有睡着，心里想：“每个村子里都有几十个这样的少年，这些小伙子同样会无计划、无组织地和敌人打起仗来。由于缺乏经验，很多人失踪了。他们的志向是纯洁的、高贵的。苏联的学校、共青团所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在鼓舞着他们进行斗争。但是不论学校也好，共青团也好，当然都没有培养他们去当地下工作者和游击落队员。”
西蒙年科老大娘好象猜透了我的心事，给我将起德寇初次驻扎在村子里时的情形，小伙子们不但毫无惧色地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有些人甚至装出更怪的样子来撩惹德国兵。
“我们邻居的一个小伙子米科拉撩惹了一个德寇上等兵，德国兵把他捆起来扔在桌子底下。德寇在村子里驻扎了三天，米科拉就给捆在桌子底下三天。德国兵坐下来吃饭时用脚踢他，甚至象喂狗一样，把面包往桌子底下抛，但是他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要喝，就这样活下来了。这么一点儿大的孩子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啊！”
后来我相信了，这些具有力量和革命热情的小公民，在我国是很多的。如果到处甚至对这种哪怕是初步的组织再予补充，乡村的共青团员，甚至少先队员都能对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们有极大的帮助。
我的主人伊凡·西蒙年科也准备动身了。他母亲给他烘了些馅饼、灌了些家里的腊肠上路。我继续邀请伊凡和我一起到游击队里去，可是他坚持自己的主见：“打游击是令人怀疑的，不正确的，你怎能用棍棒，或者在顶好的情况下，用步枪或自动枪去对抗坦克、飞机和大炮呢？不，费多罗夫同志，这种从森林中出来突击的祖传方法已经落伍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好，我只得和我流浪的伙伴分手了。
他往东走——上前线，我往西去。
我们在一起做的最后一件事，虽说是必要的，但也是悲惨而不愉快的。
夜晚，我们走进花园去，在一棵苹果树底下挖了个大约七十公分深的坑，把我们的证件都埋在里面。
这是一件不容易下决心的事。虽然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明确的指令：毁灭或可靠地藏掉一切足以暴露党务工作人员的证件，但是要同这些证件分离是很痛苦的，原因是：每一张证件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往事、一部分心血。
伊凡和我至少费了三小时的功夫才准备妥当……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要准备的。我们翻阅和重新审查证件：彼此回想和叙述一点往事。这是我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证。已经渍了水，发黄了，好象一片去年的树叶。想来是我浮水过河时把它浸湿了的。其它的证件没有受到这么大的损伤。我的鲜红的皮面、盖有金印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证，只浸湿了一点儿。它是人民交给我的，是现在围绕着我的人民交给我的，也是西蒙年科的老母亲，也是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也是我昨天已经穿上身的那套衣服的裁缝交给我的，他们都是我的选举人。现在我不得不把他们对我信任的证书，这册大红色本子埋进地下去了。我还有把它拿出来的一天吗？
我们用报纸把每一种文件仔仔细细地包好，再用防毒面具上想橡皮把整个包儿扎好，然后放在坑底，在用土填满踏平……
我只保留了一张证书：‘兹证明柯斯提拉·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于一九三九年因盗用公款被宣告有罪，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提前释放出狱……”全部有相应的签字和印鉴证明。
晚上，我请西蒙年科的母亲来考问我。
这时伊凡不在家。老大娘削着做最后一顿晚饭的马铃薯，顺便“审问”我道：“您被捕以前在哪里工作？”
“在顿巴斯·高尔洛夫卡商业机关十六号铺子里工作。”
“是什么铺子，卖工业品的呢，还是卖食品的？”
“是家面包铺子，我是经理。”
“那么你是偷东西呢，还是克扣顾客的分量？”
“样样都干，预审员先生。我又偷，又克扣分量。”
“判了你几年？”
“六年。”
“只判了六年？这是哪一种法院？窃盗而且诈欺人民，只判了六年！？”老大娘真的发火了，使我决计停止这次假审问。显然，我的角色扮得很成功，我的回答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我没有别的机会来试验我的扮演的才干，也无人拿出证件来查问我这个营私舞弊的人。愿意的人可以在基辅的游击队博物馆里看到这份证件。
从我离开波略丁以来，已有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在切尔尼多夫省境也已有一星期。我在这段时间里接触了不少人。
痛苦的是大家还没有积极地活动。和德寇作一次直接斗争的具体活动的渴望，使我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值得继续自己的旅行。现在这个列索沃耶村就有不少人希望和侵略者作斗争。我为什么不在这里组织一支游击落队呢？一开始是个小队，此后邻村的就会和它合并起来。这个计划越想越吸引我，于是有一次我就把它告诉了博契科。当然，他显得很高兴，还说他可以掘出十枝步枪，有一个小伙子甚至于还有一枝冲锋枪和若干备用的弹盘。引诱力是大的，可是我还是不得不放弃那种想法。首先我必须把整个省组织集结于一个枢纽里。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不久以后，虽然不是十分快，我知道，在我独自四处流浪的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期间，党、团的很多地下区委、几百个支部和抵抗小组已经在切尔尼多夫省活动了；党的努力没有落空。
在本书开始时，我曾谈起有志留下来干地下工作的党的霍梅尔区委书记伊凡·马德杨诺维奇·库罗契卡，读者大概还记得他是多么积极地进行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准备工作。他那一区的地下工作从沦陷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很协调地一致行动，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受共产党员们的影响，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不起来反抗德寇：农民们拒绝执行德寇的命令，杀死德寇的走狗，帮助被包围或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