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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辗转反侧了好久，最后快要开始打磕睡的当儿，忽然听到了什么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我侧耳细听，立刻明白那谈话与我无关。我把帽子拉下来盖好耳朵，想睡得安稳些。但仍与世无补，睡意消失了，我不知不觉地偷听下去……原来是一对爱人。
在我躺着的草棚附近，有一条相当入画的小路在灌木从中蜿蜒而过。这一天晚上，月色皎洁，没有云，不过风仍在狂吹。从这对爱人的声音来判断，他们年纪大约是二十上下，最初在我隐藏地方附近时隐时现，后来就靠近我坐定下来。
“我们多不幸啊，”姑娘说。“要不是战争，我们已经把房子完工，拿到酬劳，而且搬进去……”
“噢，”小伙子表示同意。他多半把自己限定于这些简短的意见，有时还打断女友的话去吻她。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发言。
“听着，安德列，”她用那种十分甜蜜的声调说。“等你最后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登记结婚吗？”
“当然喽！”
“象卡尔品科家那样的收音机，我们要买一架吗？”
“噢……”
“你让我到师范学院去学习吗？”
“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吗？”
“不，在切尔尼多夫。”
“只有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那里有一所冶金技术学校。师范学院每一个城市都有。我上冶技去，你进师范……”
“不，安德列，让我们一块儿到切尔尼多夫去吧！”
这两位年青人似乎完全没有现实的感觉。他们带着那种自然而然的信心，谈到自己未来的学业，好象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沦陷。他们到切尔尼多夫去，还是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取得辩论，持续了好一会儿。显然是一段很常德时间。双方没有取得协议，于是姑娘便换了话题。
在再一次接吻以后，她用甜蜜的嗓音问：“安德列，你爱我吗？”
“那还用问吗……”
“你亲自带我去吗？”
“我要派飞机来接你。”
“不，说真的，安德列，别开玩笑，你捎个信来，我自己会上你那儿来的。安德列，我也是个共青团员呀。告诉你的司令员：就说有个好姑娘，她会开枪，会做甜菜肉汤，会照顾伤员。”
谈话变得越来越使我感到兴趣。我竟想爬出去，老老实实地问他们打算上哪个游击队，那个队伍配置在什么地方，再顺便打听以下，它有了多大的成就。但是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认定，若是那么做，不是叫他们大吃一惊，便是——如果小伙子还有点胆量的话——可能自讨一场没趣。而且我从以后的谈话中明白，他并不是个胆小鬼。
也不知是我微微动了一下，还是什么不相干的声音传到了这对爱人的耳朵里，那姑娘忽然惊起，以惊惶不安的嗓音央求安德列赶快离开。
“哦，安德列，我心里老觉得不安。他们怎样拿刺刀刺你的好朋友啊。他们骑着马，他是步行的。他们追到屋子里，叫声‘搜’！就把刺刀刺进他的肋骨……”
“他不是我的朋友。假如给我一条扎实的皮鞭，我会恨恨地揍他一顿。”
“可是德国人同样枪毙了他。要是他在德国人一边，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因为找不到我，他们便怀恨在心。要是他把我送给了德寇的司令部，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噢，这位情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我只想爬下去握一握他的手。”
今天皮洛夫斯基的妻子告诉过我一件意外的事情，那件事是昨天早晨在邻村发生的。我没有留神听她。那时我以为她说的目的是想嚇唬一位不速之客，快点儿摆脱我：她说这里是不安全的。但是现在看来，她并没有捏造。
我从这对情人的谈话中，听出了这个故事的若干详情细节。安德列虽然由于谦虚，或者为了不谈不愉快的事情，故意避免读到这个题目，但是不管怎样他和未婚妻回想了多多少少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小队德寇在奥尔沙内村拿住了两名红军战士。其中一个便是安德列。
德寇看中了这个村庄，在那里盘踞了几天，叫居民供给他们吃喝。这两个被扣留的俘虏被迫做着一切最肮脏、最令人厌恶的奴仆式的工作。德寇吃醉了酒便鞭打他们，侮辱他们，而且一分钟也不让他们不在眼前。
昨天早晨，伍长派了一个德国兵押着这两个俘虏到顶楼上去找‘柴火’。那个兵给了安德列一把斧头，叫他砍下叉梁。安德列不去砍梁，却用斧背敲了一下德国兵的脑袋，抓住他的手枪，对同伴喊了声：“快逃！”
但是对方却捉住了安德列的胳膊，叫唤德寇。安德列对这位‘朋友’狠狠地踢了一脚，挣开身子打天窗跳了出去。等到德寇发觉，安好马鞍，安德列已跑出村子半公里了。在那里安德列看到有些集体农庄庄员在场上打麦，便扔掉了大衣和帽子，拿起连枷帮着打。追捕的人驰马过去，却没有认出他：他们在匆忙中没有把安德列的‘朋友’带来。
事后他们想起了这一点。他们反绑着‘朋友’的手，一面用刺刀刺他，一面不断地打他的脸颊，踢他的肚子。走过了两三座村庄，德寇在找不到安德列的怒火之下，当街把这位‘朋友’枪毙了。
现在安德列打算上伊雅琴支队去。我想，“他可以给我做个好伙伴。”但是我又高兴幸而没有从干草棚爬下去和他交谈……安德列一定会对我开上一枪的。在他目前的情况之下，他只能这样做。要知道他背后还有人追捕呢。可是了不起的是他在这些动荡之后，居然仍能谈到未来，谈到学习，而且不仅谈到这些……
这一对爱侣继续交头接耳谈了好久，长久不让我睡着，而折磨得我受不了的，还强迫我一动不动地躺着。
干草棚是敞着的，他俩走进棚子避风来了。他们继续海阔天空地谈着各种问题。他们估计战争要在什么时候结束，一致认为德寇在两三个月内，就会被逐出乌克兰。他们估计乌拉尔工业的实力；争论着英国人会不会马上开辟第二战场。我躺在那里默想。我们的作家们是怎样描写爱人们的谈话的：鸟儿呀，月亮呀，落日呀。似乎无论是政治或经济，都无恋爱无关。
这对情人的告别是非常动人的。小伙子允许——因为姑娘坚决要求这点：他一到支队，便捎信给他。那时她就设法到那里去。
“哦，那一定是去不成的，”我怀疑地想。但是我想错了。后来我在好些游击队里遇到过许多队年青的爱侣。有许多男女青年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在一起并肩作战。
早上，有人敲了敲皮洛夫斯基的大门。主人去开门的时候，从门廊那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敲——进来的原来是库尔科。
“请允许我报告，”他说，“您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已使我妻子不致捣乱。今后的指示怎样？”
库尔科的到来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想，我已摆脱了他，而他也乐于摆脱我的。但是他居然来了，还要求工作。
“我可把您找苦了。我走遍了三个村庄。我以为您会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路线走的……”
“慢着，库尔科同志。请您先告诉我，所谓‘不致捣乱’是什么意思？”
库尔科斜着眼睛瞅了皮洛夫斯基一眼。他凑近我耳边，却又摇了摇手说：“这是不重要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以后再说吧。她活着，很健康。可是她不会声张，再也不会声张了。这是靠得住的。”
我和库尔科一起离开了皮洛夫斯基家。他要求我把他当一名向导带走。他推测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可能在彼柳霍夫卡——距离西斯基村大约十二公里的一个村子。他在路上告诉我，他已经把全部财产留给妻子：照她喜欢的地点和办法藏掉和埋好。他已教邻居的三个强壮的好姑娘监视她，不让她跑出村去。假如有必要的话，把她绑起来。
“她现在决不会离开那些破烂东西一步，她谁也不需要。”他痛苦地、很有把握地说。我看出他是个创剧痛深的人。
库尔科很详细地描述了本区的情况：原来在沦陷的头几天，就有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普达村附近的林子里扎起了野营。德寇探得了他们的形迹，派出了不知是一连还是一派的自动枪兵和警犬去追缉。这时游击队决计改变战术。区委书记指示他们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家里去，藏好枪支，充作和平居民，往后按需要的程度，再集零为整地进行袭击和破坏。
我们抵达卡明卡林务区的时候，库尔科便上彼柳霍伏卡去找区委书记。我在森林边上等他。他不久就回来了。他在秘密住所得知弟兄们——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昨天到过那里，但现在在哪里，可不知道。
我们去找守林人。他昨天也见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他劝我们到普达去。他说，他们可能在那里。但是马洛·捷维察地下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不在那里。这已经成了常例：我们到哪里，哪里便告诉我们说：‘不久以前，他们到过这里，现在上那里去了——可说不出来。”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老乡们在掩蔽他们的踪迹，不让我们知道。很明显，一定是这么回事。说不定有些人还以为我们是德方的特务人员，派来查探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的。所以库尔科和我奔波了四天，直到在日洛贝的庄子里遇见我的老友瓦西·朱勃科。
我遇见他真是喜出望外。他到底是我个人认得的、能够完全信赖的人。
瓦西·叶里西耶维奇·朱勃科做过马洛·捷维察共青团区委书记，以后当党区委副书记。他曾被派出学习，学习以后，分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
朱勃科对于本区的实际情况并不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