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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炉边的原座位上。坐下时，我短大衣的口袋给长凳钩住了。这个口袋里几乎塞满了手枪子弹，其中有一粒子弹掉了出来。我赶快往下一看，上了年纪的女翻译员已经把它一脚踏住了。但是她的眼光一丝不露风色，象所有的人一样，照旧浑浑噩噩、漠不关心地注视着古锡。我心里想：“噢，即使在这里，好人也不少哩。”古锡大概做了不下一小时半的丑角。临了时，他从热情奋发的歇斯底里转到了“事务”部分。他开始要求修复公路和桥梁；要求人人都到村长那里去登记；要求凡有劳动力的人不经许可，不得离开。因为初等学校还没有开课，他生气了。
“我们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纲要全都有了。明天一定得开学！”
有人天真地问：“怎能上课呢，明天是十一月七日，是节日呀。”
古锡脸涨得赤紫，跳起来说：“这是什么节日？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吗？……”
结果没有抓人也没有开枪，就混过去了。但古锡趁此机会又讲了一刻钟。
散会以后，古锡招手叫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过去，把我们交给季顿科：“这位公民将照料你们过夜。”
当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从讲堂里走出来的时候，给大约十个人的紧紧的圈儿围住了。在黑暗的走廊里，我们无法了解向我们挤拢来的是些什么人。直到上了街，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是一批志愿警卫队。”
我们三三两两地散了，在一小时后又会面；但并不象原定计划那样在季顿科的家里，而是在村外一所无人过问的茅屋里，当时正有两个乌兹别克牧人住在那里。
这是两名红军战士，他们在撤退时奉派照顾相当大的一群牛羊，却和这群牛羊一起陷进了包围圈，然后就处在敌人的后方了。到现在他们已在伊琴雅区的大小树林里潜行了一个多月。德寇认为他们是属于普里蒲特尼伪村长的。但是这两位牧人兼红军战士并不经常在村里过夜，而受托管理的牛羊却正在逐渐减少。
“树林里有个司令员，一个刮刮叫的司令员，”一个牧人笑嘻嘻地对我解说。“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狼。这里有狼，哦，多得不得了！”他寓庄于谐地说。
牧人们答应就在明天通过季顿科让我同森林中的司令员和“狼群”联系。
曾经参加古锡会议的人，有一半以上都集聚在乌兹别克人的茅屋里。人们在这里变得不同了：他们谈话又兴奋、又直率、又随便。我真惋惜当初不知道学校里有那么多好人！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会当场解决古锡和他的卫队的。但是从那时候起，他们的命运已经是很明显了。我们决定对古锡、维丘克和普里蒲特尼的红鼻子伪村长加以监视。
当天晚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回到了彼德罗夫斯克农庄的同志们那里。季顿科和我们约定在明天、或者无论如何在十一月九日以前，到农庄里看林人格里沙那里来另我们到赫鲁晓夫游击队去。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格里沙哄骗了我们，把我们指迷了路；而且不单是他，大家都在提防我们。许多村庄详细拟定了自己内部的秘密活动。流浪的人不少，村民们知道大多数“流浪者”都是苏维埃人，但无法立刻认清他们。因此他们对每个人都仔细打量，把他当成研究的对象。后来我们知道，在和游击队有密切联系的一些村庄里，每逢有这样的陌生人，特别是成群的陌生人前来时，他们就向支队指挥员或政委报告。
现在一切都已弄清楚，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发生了。明天我们就要和支队在一起啦。要知道明天就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念日。也许支队里有收音机，那么我们便会听到红场的广播，听到斯大林的讲话，在自己人中间过节。
当我们回到“家”里，那就是说，回到彼得罗夫斯克农庄的寡妇那里时，桌子已经完工了。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正在桌腿上动手雕刻某种小玩意儿，毕竟总得把活儿做得象个样儿啊。
一早，我们便坐下来着手缝补靴鞋。大家的靴鞋都已破烂不堪；但主要的目的是消磨时间，等候季顿科。
顺便说说，那一天我们发觉街上的人很少，只有些小孩儿偶尔跑出来。男孩和女还都穿得很整洁。看来谁也不工作。游行没有举行，然而大家都在庆祝：实际上，这便是一种示威。女主人告诉我们说，即使那些对德国当局诚惶诚恐或者奴颜婢膝的人家，在那一天也没有做工，为的是不反对大家。
我们也围着桌子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女主人和娜佳做了一锅肥美的甜菜肉汤；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家酿的啤酒和甜酒。我们进午餐时，那个问我们从哪里来，在村里打算干些什么的家伙走了进来。
好象他昨天也参加了古锡的会议。
“是该走的时候了。”他一开始就严厉地说，“你们做过客，那就够了。”接着他解说道：“三个骑马的跑过去了。一个是区警察局的；另一个虽说是农民打扮，但一望而知是德国人；第三个便是那个土匪维丘克，他们一定在打算搜查。”
季顿科还没有来，而使人生气的是格里沙已经走了，多半是去联络支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谢过女主人，便动身到邻近约莫五公里外的格卢霍夫申那农庄去。我们留话叫季顿科到那里去找我们。
我们不敢走大道，改走小路，钻进了一座密林，好容易才从泥泞中拔出脚来。我们在沼泽地里徘徊了一个黄昏和小半夜，弄得又湿又脏，冷极倦极，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格卢霍夫申那。我们走了运，因为发现情况有了变化。
天亮时，我们看到一大队骑兵开进农庄，不一会儿射击便开始了。我们听到德寇的呼喊，这一队人马很可能是来追我们的。
我们又深入沼泽地里去，不久忽然看见了一条废弃的窄轨铁路的路基。路基是从彼德罗夫斯克农庄起的，但不知道它通往何处。然而没有别的办法，四周都是沼地和泥塘——我们决定顺着路基走。
朱勃科走在先头去侦察。不久他从转弯处回来了。
“前面有个单身骑马的。”他说。
我们躲在矮树林里。当马儿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便从埋伏的地方跳了出去。骑马的茫然举起了双手。虽然他穿着一件农民手织品的短大衣，但立刻用德语乱叫了些什么。我们把他拖下马来，缴了枪，拉到一旁；把马也从路基上牵开。
“台尔曼，台尔曼，”德国人反复说。
但是我们剥下他外面的‘羊皮’衣服，把手枪指着他领章上的希特勒党卫军的符号时，他立刻不再提起台尔曼的名字，双膝跪了下来。
在这种环境之下，开枪是有危险的。我想起了维雅特卡的汽车驾驶员的劝告：“政委同志，有时侯不声手响地干要好得多！”
在我全部的旅行中，我还是第一次骑马。这似乎是一种愉快的休息；但可惜这匹马是撒野的，不断地嘶鸣，要想摔我下来。我只得下马。朱勃科和我把它牵到树林深处，拴在树上：可能以后还有用处。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回到了约定的地点，向前一瞧：正燃着一堆篝火，篝火旁边不是三个人，而是五个人。要不是因为娜佳的头巾，真会把他们认作陌生人。我们走近去一看，篝火旁除了我们自己人以外，还有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都有一只大麻袋，袋子都湿透了，里面显然装着肉。
谈话是相当奇怪的：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从前方来的。”
“我们也是从前方来的。”
“你们在这里干么？”
“你们带这里来干么？”
我听着，听着，这样没结没完的顶嘴使我厌烦了。
“瞧，这就是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说着，从衣袋里掏出ＴＴ手枪来平放在手掌心里。“你们知道塞乔夫吗？”（塞乔夫是伊雅琴游击队的指挥员。）
“我们知道塞乔夫。”
“认识波普科吗？”（伊雅琴区党的区委书记）
“当然认识，您从哪儿收集到这批名字的？”
“我是费多罗夫，你们听到过这个名字吗？”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只得把指挥员和政委的外表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一番。此外，我又想起了一件小事，这才使这几位同志大笑了一阵，到底相信了。塞乔夫有反复说‘好’这个字眼的挺可笑的习惯。
“塞乔夫同志，您邻居的母牛断气啦。”
“好，好。”
“塞乔夫同志，您老婆病了。”
“好，好，好！”
行，在我说完了这件细节之后，弟兄们就把我们当做自己人了。我们又在篝火边坐了一会儿。朱勃科去把德国马牵了来。然后，我们用木制的叉子烤着从新同志的麻袋里拿出来的肉块。我们吃饱了，又休息了一下，才顺着迂回曲折的游击队的小路出发。
后来我见到了几十个支队和联队，能够加以彼此比较和评定；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我还是初次碰到一支在活动着的游击队，初次认识这种极端特殊的团体。
最近几天来，我们是够累的，可以说是精疲力竭了。我们在沼泽地里弄得湿透，又受冻，又挨饿。从我们进入支队驻地的时候起，我和我的伙伴才初次有了个人安全感。我们可以“松一松神经”了，这就是说，不用集中视觉和听觉，不用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留意每个人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同道者的居住地，有武装保护，有内部的秩序和法律。
这样一来，我们神经的紧张是松弛了，但自然还得继续运用它。我们马上觉得想休息，想洗涤，想好好地睡一下……他们亲切地接待我们。不但亲切地、热烈地接待我们，而且拥抱、接吻、久久地握着手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