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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介意，吃不完的，”一个愉快活泼的女炊事员摇了摇手说。“他们说，存粮有的是……库兹米奇，你准备打多久？”
“要是象现在这样打下去，那么储存的东西还会有剩。不过问题是：剩给谁呢？据看来是留给德寇。他们虽然是蠢材，但也不会容忍我们太久的。他们首先会消灭巴拉贝，接着是柯济科，而后你瞧，就会悄悄地接近我们。他们陆陆续续开来了多少队伍呀？已有一营人到了菠戈列察。”
又有几个人加入谈话，他们是从营地的各方面走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很着急。
“干么还谈面粉和咸肉？我们是怎样打仗的？瞧，现在他们去干什么了？他们能够在大路上稍稍吆喝一下德国兵就欢天喜地啦。喂，他们会放上几枪，要不就是一无所成。不过是一次远足罢了！”一个两臂都受了伤的机枪手怒气冲冲地说，还啐了一口唾沫。
“侦察员报告，是说德寇在奥尔洛夫卡。那就是说离开我们十五公里。他们是靠两只脚走去的，并且全程跑步，还带着满满的背囊和轻机枪。来回得三十俄里，再加上弯道和小路就的四十俄里。而战果是打死三个德国兵。”
“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事情，”库兹米奇又喃喃地说。
“那么，什么才是主要的呢？”
“你所谓‘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他惊奇地反问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的是坚持下去。红军一揍他们，我们说到就到。红军从前线打，我们从后方打。那时就看我们起来打吧！我们应该保存实力。这就是主要的事情！”
“你认为这样能保存长久吗？”
“长是长不了的，可是无论如何总得三四个月，我们应该节省粮食，假如能节省些，定额分配好，就可以坚持下去。”
我打断了这位发言人的话：“慢着，同志，你准备打多久？三个月吗？你们的意见怎样？”我又问其余的人。
其余的人似乎也不准备长久打游击。只有一个同志说要打八个月。他们都嘲笑他，叫他古怪人。
“指挥员们对这个怎么说呢？波布特连科怎么说呢？”
“他说，德寇在今天冬天就会垮台。”
我把听到的一切思索了一番，估量了波布特连科报告的开头部分，回想了伊琴雅支队留下的印象，我了解到主要的不幸正就在“坚持”这两个字上。
但是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显然已开始了解到，就是分散的小股部队也都是不可能坚持的；少数的、偶然的、无计划的袭击战术是危险的战术。
就象是为了证实这种意见似的，波布特连科在第二天拂晓时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战士们都浑身湿透，又生气，又疲倦得要命。
“德寇坐的是汽车，我们是步行，”战士们气忿忿地说。“我们哪能追上他们？”
波布特连科本人对这次进军的结果也不满意；固然，他不愿意表明战斗失败是因为考虑得不正确。他自怨自艾，喝了杯闷酒，在我身旁躺下，说是要睡觉了。
但是他睡了一会儿便低声地开口说：“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着，不很自然地笑了。“我原以为喝杯酒会睡着的。但是并不，酒精也不中用……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总有点什么不妥当，有些事情得改变一下才对。”
我也想到这一点。我坦白地对尼古拉依·尼基吉奇说，我认为我们直到现在所采取的路线还是不正确的。各支队必须团结起来，不容分家。如果各自为谋，我们来不及醒悟，就会被逐一击破。庞大的队伍能够进行重大的战斗，能够击破敌方的卫戌部队，当德寇进犯时，我们不是等待，而是攻击他们。
为了不致吵醒同志们，起初我们悄悄地说着；但是题目这样激动人，以致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声音，而且立刻发觉所有躺在这里的人都在听。然而因为紧靠着躺在这里木床上的全是省委的委员，所以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当天早晨会议的延续。
就这样没有点灯，也没有起身，卡普拉诺夫、诺维科夫、德涅普罗夫斯基（我们已把他列入省委会）都发言了。
原来，极严重的危险已经临到我们头上。德寇和匈牙利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包围了我们的队伍。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构筑好一道没有缺口的防线；但在三十公里到四十公里的半径以内，几乎所有的区中心和居民点都有了德寇的卫戌部队；在若干地点，敌人早已集中特种部队来和游击队作战。
附近的那种扫荡队，实力相当于一个营，几天前便到达了波戈列察，他们的侦察兵已经开始搜索森林，每天跟彼列柳勃支队找麻烦。
“巴拉贝到洛沙科夫那里求援，”卡普拉诺夫说，“但是洛沙科夫却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事。你们自己去打吧。’唉，巴拉贝那儿有多少人呢，只有二十七名游击队员。”
大多数同志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把所有驻扎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的支队合并起来，这一点波布特连科也赞成。商定以后，他就不会拖 ，他不是那种人。他没有浪费时间，便起来点上灯，写好一道命令，叫所有支队的指挥员在第二天早晨到司令部来。
“你认为怎么样：大家都会同意合并哩？”我问。
“啊，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们就是在梦想合并啊，”波布特连科回答说。
我们决定再和指挥员们商讨另一个酝酿好久的问题：怎样吸收新人入队。希望入队的人很多：有大队的，有小队的，也有些单独的人……
十一月十九日，各支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们会集了：巴拉贝、那哈巴、伏多皮扬诺夫、库罗契卡、柯罗特科夫、洛沙科夫、柯济克、德鲁日宁和比沙拉勃。省委会全体委员和省支队的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和卡利诺夫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由我个人负责，还邀请了一个人，这是我们这里几乎谁也不知道的尔凡诺夫中尉。他在两天以前才到支队的。
尔凡诺夫当时的外表绝不引人注目：中等身材，声音文静，举动羞怯，而且还伤了一只手；他应该治病，不应该指挥。而我却把他作为未来的联合部队的参谋长介绍给同志们。
为什么我任命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人来担当领导职务呢？这个问题我在出席的大多数人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向我当面提出。当然，我有重大的理由。我自己的见解暂时只对波布特连科和支队政委雅列明科谈过，他们都同意我。
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太暖了。开会的人很多，有些人不得不坐在地上。我劝同志们把大衣脱下，大家都脱下了。只有当地的支队指挥员比沙拉勃不愿意这样做。不过这件事对他来说倒是困难的。他身上挂的军用品实在太多了：腰带上是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军用挂包、望远镜、指南针，还有许许多多的皮带，使人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有给这些皮带缠住。
斯捷潘·费法诺维奇·比沙拉勃，是个四十岁光景、生得结结实实的男子，战前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甚至担任过短时间的区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但是对付不了工作。然而他在各边区却是个大大有名的人，也是个独断专行的人。大家都知道比沙拉勃，还因为他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做村苏维埃主席时，有一个富农想谋害他的生命：子弹打穿了窗户，打伤了他的脑袋。
比沙拉勃动作迟钝，宁肯不走动，不说话。当环境逼着他说一两句话时，他经常从咳嗽声开始，嗯噢着，然后说出毫无意义的两个词儿：“啊哼－呃。”此后他就把这两个词儿一起或者分散插入他谈话的开头、中部或末尾。所以人家想起他的时候，甚至在想起他的姓名之前，许多人就记得“啊哼”和“呃”这些词儿。
“呃－啊哼，我不想脱衣裳。我，啊哼，有病。怕，呃，伤风……”
然而说到比沙拉勃，我必须记得他是志愿到我们这里来的，是自动留下来的。而集体农庄的人们仍在追随着他，承认他是自己的指挥员。他是无条件地忠于苏维埃政权的。
我在会上所遇到的人，在他们成为游击队指挥员或省委会委员以前，几乎全都曾在切尔尼多夫我那里待过。关于波布特连科的外表和风度的改变，我已经描写过。所有其余的人的衣着和动作也都变了样。
要说到性格的改变还早一点。然而新的外表也多少反映着同志们的心情。衣服、装备，更确切些说——穿棉袄、戴帽子、佩手枪的气派，就看得出一个同志多么想做游击队员。
波布特连科的歪戴的皮帽子，比沙拉勃的胡子和洋洋大观的皮带，费多罗夫的小胡子，巴拉贝的军装上衣的白衬领，霍尔梅区区委书记库罗契卡那样温文敦厚的人故意说的粗鲁话，这一切看来都有几分表现的味道，象初出茅庐的人们所常有的一样。
是的，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都是一年纪生。大多数自己人有过不算少的工龄，早已在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现在我们忽然处在大森林里，在地下室里，被敌军包围了……
我注意到现在当分队指挥员的农学家格罗明科，他看来还跟在切尔尼多夫参加某项会议时一样。战前他在那里的地政局工作，现在他的外貌并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比比沙拉勃的胡子却更有心。
我问了他一个通常的问题：“情况怎么样？”
他因我的注意而感到高兴，乐意地答道：“情况倒还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是没有来得及把我的老婆疏散，她快要生产了。她和娘家人住在村子里。那边有德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