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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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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这几天是怎样的定价?”

  “这得看什么事情。瞧,比如说,倘使在粮食仓库值一次班,是一把黄花烟或者两大片面包;要是在厨房里削马铃薯,代价就要小些。”

  “难道人们的面包不够吃吗?你往那里去拿多余的面包呢?”

  “不错,你要知道,就我个人来说是足够了。我是在这儿游击队里才开始抽烟的。抽得不多,而且吃得也不多……”

  “自然,你既然工作做得少,吃也就吃得少了。”

  “这只有一部分对。不过需要面包的,主要是那些受过包围的或是脱逃的战俘的新队员。他们在森林里流浪的时候,饿够了……噢,这些人简直可怜。老实话,这是他们自己要求的。”

  当这位同志挨了骂、受了处分的时候,他抱怨了。

  我不打算引证所有违反纪律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并不太多。可是,那时我们的人数也不多。这些人也都很好,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并且大多数游击队员是在德寇入侵以前报名入队的。就拿这一点来讲,便表明这些人是诚心诚意来打仗的。我们省支队的人员大都是产业工人,党、团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最忠实与苏维埃的制度的人。后来支队又补充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不能自夸问心无愧的人。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鲜血来洗掉自己对祖国的罪过。

  在那段组织时期中,我们的毛病,我可以说,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些毛病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战争期限的观念极端模糊,并且脱离群众。是的,我们毫无疑义是脱离群众的。支队已经在森林里呆了大约三个月,游击队员们却很少和居民来往,不论是沦陷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或是利益,他们都知道得很少。

  脱离群众,脱离人民,能使我们遭致灭亡。省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使人们把游击斗争看作是长时期的斗争。红军转入攻势和肃清本省的德寇愈快愈好。暂时应该停止关于战事期限的谈话,不去难过,不去想到怎样坚持下去,而要行动起来。

  省委给了司令部一个指示:准备大规模的进攻战。这次进攻战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员、我们的组织的全部质量的考验。

  按照省委会的任务,我们派了一小组同志在萨凡基村。这个小组必须一方面执行省委的决议,一方面同居民们发生联系,进行鼓动群众的工作。

  我也去了。这是我在沦陷的情况下初次参加的农民集会。也许因此我才记得这么清楚吧。后来我常常有机会出席类似的农民集会作报告;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一切算是新的。

  我的同伴们也对我说过,他们有一种半信半疑,甚至忐忑不安的古怪感觉。危险吗?不是,我们知道附近没有大股敌军。情况已经预先侦察过了。我们的人员——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萨凡基的积极分子——曾经事先通知老乡们四面布置了步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焦急不安。

  自然,使我们不安的,是情况的特殊和新奇。他们会怎样接待我们呢?怎样举行这种集会呢?就是组织上的一些问题也不清楚。比方说,该不该使这样的集会隆重举行呢?要不要主席团呢?我们中间有些人主张隆重一点,说这是加强印象。

  更重要的是应该正确地规定主要日程。在战前,每一次会议都是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的。讨论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呀;总结工作队和工作组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呀,集体农庄管理部的报告呀,承购公债呀……议事日程,多得很,甚至如果到了一位作国际局势报告的演讲人,集体农庄庄员们也预先知道演讲的内容,准备一些问题。

  而我们这次来,可以说是为了进行一般的访问:大家认识一下,交换些消息,了解一下老乡们的心情。不待说,那天的一些主要问题是对侵略者的不共戴天的斗争和支援游击运动。但是我们还不能对萨凡基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提出具体的作战计划。

  我们骑马到了一所小学校。大厅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红台布,桌子上方挂着一幅斯大林的画像。两盏油灯暗淡地照着屋子。组织者们尽赔不是:“到处找不到火油,只得把牛油加在油灯里了。”

  人们没有一下子集合,三三两两地走进来。有些人认为必须装作看见灯光偶然走进来的。相反地,另一些人却带着故意引人注目的决心走了进来:坚定地迈着步子,直望着前方,不必要地高声说着话。

  姑娘们和大娘们在入口处  不前地站了好一阵,叽叽咕咕,偷眼往里瞧。叫她们进来,她们却回绝了。到后来,会开得正紧张时,她们才完全悄悄地走了进来。

  我们的政委雅列明科讲话了:“现在我请游击队司令员兼地下省委书记讲话……因为秘密活动的缘故,我不讲出名字了,换句话说,这是机密……”

  我站了起来,想开始讲话,但是大厅里却不知怎的发出了哧哧一笑,接着又是一声。有些人简直放声大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干么呀?

  “啊,原来是费多罗夫!”

  “对,正是费多罗夫。”

  “这是什么秘密呀?这是费多罗夫!”有人在后排喊了一声。

  雅列明科皱着眉头,我却笑出了声,而且顿时对这些人发生了亲切温暖之感。也许正因为是在此时、此地吧,可是我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变得平凡而真诚了。

  我简要地说明了游击队员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作战,为什么作战。我传达了最近的苏联情报部通报的内容。他们十分出神地听着。

  我一讲完,雅列明科便向出席的人们问道:“有问题吗?”

  第一个喊了一声的是一个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的年青小伙子:“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独自去参加普里蒲特尼的伪村长会议的?”

  “但是,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你从谁那里听来的?”

  “这件事不仅我一个人知道。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呢。听说您把伪市长本人和五个伪警都打死了。”

  关于游击队功绩的故事,在居民们中间传播得惊人的迅速。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普里蒲特尼村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小小的事情传开了,人们的传说给夸大了。

  “不,”我说。“我们先不谈这些。”

  立刻就有好几个人支持我的意见:“难道费多罗夫同志是个演员,一定要讲给你听吗?”

  “咱们不是到这里来聊天!”

  “最好你讲一讲,你为什么不参加游击队……”

  小伙子们开始“嘘”了。

  他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然后大家开始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我回答起来都感到吃力。有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问题里包含了农民的一切期望和思想,而且提出来的时候是自然而然、诚心诚意的。我懂得他们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党提出的。

  一个高高的、外貌阴郁的、上了年纪的农民,这样说道:“费多罗夫同志,共产党对于其他的强国是怎样想法的?比方说,对于美国呢?美国的资产阶级是诚心诚意地在帮助我们,还是另外怀着鬼胎呢?日本会不会在远东对我们使用压力呢?”

  “你瞧,西多尔·卢基看得多远哇!”跟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也不知是兴奋,还是开玩笑地说道。

  “不,这是正经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别打搅,费多罗夫同志会解释的。”

  “再说我们那边还有飞机吗?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还在开工吗?”

  “费多罗夫同志,还请您再记上一个问题:我们是有计划的撤退,还是一般的逃跑呢?”

  突然,一声尖细的童音冲破了不清晰的男子嗓音的嗡嗡声:“首长伯伯,我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今天十一岁,刚进三年纪。我们要进德国小学读书呢,还是跟在父亲们和游击队员们身边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但是小孩子好象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谈起了本村的生活问题。大家更挨近灯光,谈话也开始说得更轻了,仿佛是一些秘密会社的会员在开会。

  一个有胡须的、结实的老汉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道:“请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假定说,明天德寇来了,不是扫荡队便是食品采办队……而这些德寇中间就有一个指定要住在我家里。他知道我是个行为平和的人,根本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共青团员,无非是个和平的老庄稼汉……”

  “斯捷潘,你快些说吧。”

  “别忙。这样一来,司令员同志,他待在我家里过夜,而且可能是两个。那么您给我一些毒药或者炸药,或是干脆让我趁他们做梦时拿斧头去劈吗?”

  我微微一笑,可以急忙忍住了。他的同村人都认为老汉的问题十分重大,而且希望得到认真的答复。

  “那得看情况来决定,”雅列明科答道。

  但是这个回答没有使到会的人满意,视线都转到我身上来了。我不得不动动脑筋。

  “炸药,说得正确些就是甲苯,我们不想把它给您去炸死两个德国鬼子。这东西我们没有多少。毒药也不能把他们全都毒死,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可是要对付这样凶恶的敌人是任何武器都可利用的。首先,我们邀请每一个认真想要和敌人作战的人加入支队。其次,你们能在这里当场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援:供给当前侦察的情报,在必要时掩护我们的通信员……如果我们必须在你们的村里消灭德寇的卫戌部队或者扫荡队……那么,希望你们会把斧头和石头通通应用起来。怎么样,同志们,你们会支持我们吗?”

  一阵普遍赞同的声音作了对我的问题的答复。

  一个年约四十的妇人玛丽雅·哈芙捷依——集体农庄理事会的理事问道:“书记同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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