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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员们正在商议。我们的步哨又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带到司令部地下室来了。这个少年的衣服上结满了冰，大声说着话，几乎是在叫喊。
人们从各地下室里跑了出去。
“出了什么事，还有什么新闻？”
首长们都不作声。不要紧，战士们反正在打听。他们问步哨道：“谁跑来了？”
“好象是从科兹列杨奈奇来的。说是姓瓦修克。”
“这是哪一个瓦修克？”
“费多罗夫的副官的兄弟……”
“为什么浑身潮湿的呢？”
“据说他是游水过来的。他说那边的情况很糟。希特勒党卫军的扫荡队已经开到了。”
突然又来了一个人。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根本没有了。
当一辆橇车从林间小路上赶来时，有不少人都笑了，一匹披着霜、毛茸茸的驹子拖着一堆干树枝。两个老汉跟在马车旁边。
指挥员们走出地下室去迎接这辆车子，开始询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打柴的。”
一名步哨插话说：“别听他们的话。他们是运干树枝到森林里来的。”
“请原谅，先生。我们的斧头丢了，所以回来找……”
“怎么你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四年，沦陷了三个月就连‘同志’这个词儿都忘了？”
“那样说，村长和德国人都要揍我的。”
“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说‘先生’①也行呢？还是德寇把他当作自己人而不打他呢？”
第二个老头儿冷笑说：“我没有牙齿了。我想说‘先生’，结果却说成了‘牺牲’。我说了一次，就给揍了一顿……”
【 ①俄语‘先生’和‘橡皮筋’的读音相近。这里译的谐音。】
我们拨开了干树枝，树枝下面躺着一个瘦瘦的犹太少年和一个十六岁上下的黑头发女孩子，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冻僵了，哆嗦着，一声不哼……
“这是你的什么货物，喂，‘牺牲’，老实说吧！”
“你们确实是游击队员吗？”
于是这两个老头儿讲了。这两个少年跑到他们的村庄里，自称是共青团员。涅邦尼亚希耶兄妹。他们是从米内逃来的。希特勒党卫军也已经到了那里，在那里枪毙人，绞死人，并且强奸妇女。当地的游击队装备不足……逃散了。
带枪的人们面面相觑，愁眉不展地苦笑着。要知道他们的装备也不很好……
通信员们跑来了，侦察员们也回来了……
德寇已经占领了古林诺。在洛沙科夫和德鲁日宁指挥下的骑兵队没有抵抗便退进了森林的深处。
从八十公里外的多勃良卡来了以马鲁先·斯克利普卡为首的一队人。这一队的阿尔塔泽耶夫，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全都这样讲。但是这些同志也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多办勃良卡支队在顽强的战斗中被打散了。指挥员雅夫盛科，同时是区委书记，在战斗中牺牲了。区执委会主席埃普什捷英受了重伤，也许是致命伤。
从多勃良卡来了七个人。他们一面吃一面讲，急急忙忙咀嚼，急急忙忙谈话。路上到处是德寇，有的坐着汽车，有的驾着机器脚踏车，还有几百个骑马的匈牙利人。
从自己的城市切尔尼多夫，通过许多自己人用接力赛跑的方法传来的报道：托尔契科同志的一组人落进了‘盖世太保’的魔掌。全体人员在长时间的拷打后被枪毙了。切尔尼多夫市内有几十个绞架，有一个绞架上吊着一个男子和一个妇人，头上都套着麻袋，看不见脸。在妇人的尸体上贴着一张印就的姓名牌是马丽亚·邓琴科，那男子身上的姓名牌是费多罗夫。
（后来才知道，德寇把很多人所共知的认识这样‘绞死’的。他们简直是预先把牌儿写好，把它挂在处了死刑的尸体上。比如，在切尔尼多夫市里把我‘绞死’三次，在尼真‘绞死’两次。此外，在其他区中心也‘吊死了’好多次。——作者。）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费多罗夫就是他，就在你们面前。而灯琴科根本不是切尔尼多夫人，已经撤退了……”
带消息来的人们耸耸肩膀说：“我们不知道。”
巴利茨基和自己的弟兄们从科留可夫卡回来了。原来，尼古拉依·克利夫达说的是真话。镇上有德寇。市镇给放火烧了。克利夫达的家果真被炸毁了，完全塌倒了。在回来的路上，侦察员们拐到科留可夫卡支队早先驻扎的地方去了。地下室都给破坏了，发现了七具游击队员的尸体。其余的人上哪儿去啦？逃走了，或许被俘虏了吗？
人们从本省的每个角落到这里来，到森林中白雪掩盖下的地下室里来，有乘车来的，有步行来的，也有爬着来的。我们只听到：枪毙、杀害、逮捕……
要知道森林也不是要塞，况且又不是那么广大稠密……
只要黄昏一到，就可以看到科留可夫卡上空的大片火光，甚至在另一方天空也出现了红霞。
看起来，营地里笼罩着惊慌失措的气氛。旁观者的眼睛是看不到攻击精神，看不到深思熟虑的行动和计划的。
指挥员们虽然事实上早已商讨过，但没有争论过，就是研究过作战计划。领导干部们，连我在内，对于侦察员们和通信员们的那些报告，自然不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不能表示镇静沉着了。但是从已成局势中只剩下一条出路：采取攻势。
尽管好象有些奇怪，我们主要的王牌却是德寇的自信心。据我们的人员——波戈列察居民中的侦察员们和积极分子们——报告，德寇的卫戌部队已经舒舒服服地住定下来。他们大吃大喝，夜夜举行快乐的酒会，而且脱了衣服睡觉。
他们多数聚集在那里，至少有五百人。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的侦察员们在波戈列察的居民中间发现了同情和全力帮助的愿望。只有感谢波戈列察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尔凡诺夫草拟的作战图上，才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被侦察过的点儿：司令部呀、机关枪巢呀、汽车停车场呀、军火库呀、贮油库呀，还有什瓦尔布少校和菲林茨中尉的住宅。
帮助我们最多的是瓦夏·柯罗勃科，一个十四岁的波戈列察小学校的学生。他是个瘦瘦的、黑发的农家孩子，早就已经要求入队。他来看过巴拉贝好几次，劝道：
“收容我吧，亚历按大·彼德罗维奇。我经得起任何考验。要知道我个子小，不管什么地方都钻得过，而且决不会害怕！”
但是巴拉贝还是没有敢把他收进支队里来。那时瓦夏便恳求给他一个不论什么样的任务。于是他们便劝他到德寇司令官办公室里去当差，这个办公室就在原先村苏维埃的大房子里。
“帮德国鬼次擦皮靴吗？”瓦夏愁眉不展地问。
“你自己不是说过准备受到任何考验吗？……”
他果真替德寇扫地、擦皮靴去了，而且能够使他们对自己发生这样的好感，甚至在司令官办公室的房门上出现了我们森林印刷所的传单时，也一点没有怀疑到他。
那时候，在波戈列察发生了一次可怕的骚动。德寇揭开了五所民房中的地板。他们不知怎的断定，假如是“地下”印刷所，那么一定应该安置在地板下面。
瓦夏通过巴拉贝转交给我们一幅亲自画的、最详细的波戈列察图。在这幅图上，司令官住的房子是用横断面来表示的。
“这是床，”瓦夏说明道。“床上就睡着司令官本人，头对着窗户。为了使你们不致弄错，我在他前额上画了个卐字。”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一个叫加丽雅·戈尔巴奇的少先队员来看我们，她十分激动地说：“有个最神秘的德国鬼子住在我们家里。一个军官，和他的勤务员兵，也漂亮得象军官。当别人睡觉的时候，这两个人还在低声细语。他们有一只特别的手提箱，他们俩把它藏着不给任何人看见，一会儿拿破布盖上，一会儿放在地板下面。昨天，他们悄悄地走到马圈里，把它埋在马粪里了。”
“你想这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倒不知道，而妈妈也不知道。他们在低声细语时，我们便站在窗边听，不过他们说的是德国话，听不懂。”
当然，我们谢了加丽雅，并且请她向妈妈转达游击队的谢意。我们想派人护送她回去，可是给谢绝了。她最多不过十四岁。临行前，她眼睛红红地恳求道：
“假如你们舍得的话，给我一颗手榴弹吧。只要一颗就行。波利·戈罗达什有整整三颗，不过她很吝啬。她跟我是好朋友，可是好说歹说都不给我。”
“你要手榴弹干么？”
她调皮地笑了：“人家说，你们有四十箱那样的手榴弹，也许还要多些哩。手榴弹在你们这儿给那么搁着，我可要扔……”
卡普拉诺夫直乐得哈哈大笑，抹着眼泪重复说：“这才是好姑娘，这才是好女游击队员！”
我把卡普拉诺夫叫来，低声说了一句，叫他给小姑娘一些糖果。
他立刻变得认真起来：“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没有！”
我不得不把命令再说一遍，他才勉勉强强地执行了命令。
奇怪的是，小姑娘对糖果并不喜欢。她拿了，但是因为没有从我们这儿领到手榴弹，似乎认真地受屈了。
我很想跟加丽雅说，我们很快就会重逢的。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营地里放起了警报，早就拟定的命令实施了：为了协同动作，所有的支队都撤离原地，连夜出发到托波列夫别墅的彼列柳勃支队的驻地去。
天气帮了我们的忙，起了可怕的暴风雪。月亮到后半夜才上升。这此行军是极其艰苦的，但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是完全隐蔽的。
十二月一日中午十二点钟，四个支队的游击队员在托波列夫别墅的森林中会面了。战士们开始联合和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