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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是象历史家们那么思考。我们不去找确切的措辞。我们须要的是确信我们的事业的不可战胜。这种信心在我们这里逐日地、逐月地增长着。增长的原因是占领政权的任何暴行、任何惩罚、任何诺言和“改革”，不仅没有削减、相反地却加紧了新人们流入我们的行列。
在一个由游击队的无名作家撰写，而由我们业余剧团演出的丑剧里，两个“德国司令官”碰面会谈了。这场戏写得相当笨拙，但游击队员们却很高兴看。主要是它的思想是正确的。
第一个司令官主张采取各种各样诈欺的鬼计、诺言、劝告和“改革”。第二个却知道一个词：“枪毙！”于是他们就争论谁能更快地消灭游击队。
这场戏的末了弄清楚，不论在第一个司令官的辖区里，或是在第二个司令官的下去里，游击队却变得越来越多了。游击队攻击司令官们在那儿争论的村子。他们俩抱着脑袋、叫着“我的老天爷”逃跑了。
游击运动的发生和开展，事实上并非因为侵略者给了它发展的可能。侵略者什么也没有给我们。苏联人民都不愿忍受不管是怎样形式的奴隶制度。
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止不了游击队员。支队的数目和它们人数月月都在增加。
三月战斗以后，省支队进入新的困难时期。敌人马上发现了我们，并且开始追击。我们决定不在古林诺地界定居下去，也不建筑地下室。过了几天，我们重新转移到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从那里很快回到了叶林诺森林。现在，我们选择了一种几乎不断运动的战术，在一个地方至多停留五、六天。
春天来了，河道都涨了大水。我们不得不抛下橇车，立刻准备大车、马车和辎重车辆。这件事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直到五月底，我们才准备好必要数量的大车。在这以前，我们是步行完成转移的。
游击队的伙食在春天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坏了。农民们几乎没什么东西好帮助我们。他们当时对德寇藏起来的全部存粮也已经用完。泥泞时期和几乎绵绵不绝的春雨不让飞机有可能时常飞到我们这里来。
队伍还是增加，我们甚至不得不暂时限制吸收新人。我们缺乏弹药，总是特别缺乏冲锋枪和苏联步枪的子弹。然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和德寇交战。
经常转移的战术把德寇弄糊涂了。他们以为切尔尼多夫省的所有森林里都有游击队，事实上这却是省支队在来去活动。我们的踪迹在冰雪融化以后就更难发现；到五月中旬，枝叶繁茂，我们更容易隐蔽了。
在三月战斗以后，当我们在森林里听到由游击队预定的音乐会时，才初次开始晓得有这么多游击队在活动。当然，我们预料到他们存在着，不可能不存在。可是现在我们已确实知道在奥尔洛夫、在基辅以及白俄罗斯的许多森林里，到处只要有一小队武装起来的人，能够避过敌人的耳目，便一定会组织起游击队。
在三月战斗以后，侵略者明白自己无力包围森林、扫荡森林了。唯一留给他们去做的事情是把游击队集中的地方封锁起来。从一九四二年夏天起，一些可以说是有经验的骨干占领军，那些久以担任委员、各种司令官和领袖们的，都已懂得决不能象希特勒要求的那样在苏维埃地区里消灭游击运动了。
占领军一接得中央的命令，便不时试图进攻森林。但是他们专心致力于至少控制城市、村庄和公路。他们拟定了一套保护铁道和重要公路的复杂防御系统。在居民点和驻有占领军的街区里，他们砍光了大树灌木，拆毁了院墙篱笆，而用铁丝网的栅栏来代替。
现在，德寇被迫在后方和交通线上留驻很大的兵力。每一个哨所至少用一排兵来守卫。在一些铁道枢纽站上，甚至象普里卢基这种次要的地方，现在便驻扎了整团人。
如果说在战争初期来到后方的部队算是天大的幸事，那么现在是因为过失而加以处罚的才被派进扫荡队和伪警队。德国兵特别害怕派到游击队时常袭击的那些乡区和小城市去。
游击队已经成为一股惊人的强大力量，成为第二战线。一九四二年初，中央游击运动司令部在莫斯科成立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奥尔洛夫和库尔斯克省内所有的相当规模的支队，以及后来在南方各地区的支队都和莫斯科红军最高统帅部建立了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接到了指示，并且在困难关头得到必需的援助。
我没有把写我们支队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任务。在这部书里，我力求表明留在地下活动中的切尔尼多夫的共产党员们怎样克服了初期的困难，组织和领导了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党的省委又是怎样建立一支强大的游击队的。
三月底，又马尔科夫同志指挥的奥尔洛夫游击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更正确地说，并不是马尔科夫到我们这里来，而是我们上他兹林卡森林里去。我们在那儿又碰到了由列夫琴科指挥的另一个相当强大的游击队。这队人马也和我们配合起来开始行动。在这儿初次建立了一个游击卫戌部队。
我们采用这个名字是为了要给新合并的各支队保留内部管理的自治权。这两个支队在我们到来以前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制度；此外，他们是奥尔洛夫省人，我们是切尔尼多夫省人。虽然这没有重大的原则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却不能一下子就决定合并各省的支队。我作为最大支队的司令员，被任命为卫戌部队的队长，雅列明奥、马尔科夫和列夫琴科被任命为副队长。
在全体指挥员和切尔尼多夫省委的联系会议上，决定了主要的任务是立刻在供应前线的各条道路上组织破坏活动。
阿列克赛·萨季连科当了破坏队的队长。他是我们各支队里个子最高的人；是来到我们这里的突围人员中的一个，受过专门训练。他在正规军中也是从事敷雷和爆破作业的。这个队直属于司令部，参加的都是志愿人员，一些勇敢万分的人。第一批报名参加的有：共青团员谢尔盖·科舍里，一个二十二岁的工兵；米沙·科瓦列夫，也是工兵；还有采金工人瓦夏·库兹涅佐夫，一个十九岁的西欧伯利亚人。他的遭遇是很有趣的。他来到我们支队里还不久，是在斯塔罗依·古塔战役之后。他在那里娶了一位集体农庄的姑娘马琳娜，生活很安定，的确，他满想坐等红军的来临。但是他年青的妻子马琳娜却另有打算。有一天，玛琳娜叫他打点东西带到森林里来。简单说来，就是逼着青年的丈夫来打仗。她自己也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战士和侦察员。
“我舍不得她，”瓦夏后来说。“我以为要是我提起要加入游击队，她会抱怨的。可是玛琳娜心里却认定我是个胆小鬼。总而言之，是误会。”
瓦夏·库兹涅佐夫果真很快就证明了他不是胆小鬼，从最初的那天起便开始去干破坏工作：起先在公路上敷雷，后来动手抓“铁块”，那就是说，开始带着小队到铁路上去。
在第一批报名参加破坏队的人员中，还有中学校长巴列斯特、伞兵尼古拉·邓尼佐夫、工兵上尉吴西伏洛德·克洛科夫、我们的老相识彼加·罗曼诺夫，以及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的大学生瓦洛佳·帕伏罗夫。
我们的破坏战术是相当简单的。在每次作战中总共参加两、三名，至多不过五名破坏专家，任务是敷埋地雷。但是他们要走到离营地很远的地方，有时在一百多公里以外。单是破坏工作人员去进行这样的远征是太冒险了，况且所有的德寇军车上都搭着三、四十个冲锋枪兵和两、三个机枪兵组成的警卫队。铁路上的破坏活动几乎每次都发生战斗。因为为了护送破坏工作人员，我们拨了一小队战士——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命名为掩护队。由我们指挥员中随便哪一位去带领。
一开始，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就是这种破坏远征队的领导人，专门致力于破坏活动。有时他带着自己的小队出去两三个星期；有一次，一个多月没有下落。巴利茨基是个非常勇敢大胆的人，成了我们的破坏战的灵魂。
一九四二年五月和六月中，我们的破坏工作人员翻毁了二十六列军车，其中巴利茨基小队却干掉了十一列。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在一九四二年的破坏战不过是小小的、学徒式的企图而已。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组织，到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按照图表来行动，在一天之内翻毁了军车将近十列。可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强有力的打击。
然而，我们的破坏工作人员毕竟做了不少工作。三月里，这时积雪还未融化，他们便从叶林诺森林出发到离营地几十公里的铁路道基上去，在冬季的艰难情况下，一连等上好几昼夜火车。那时因为大雪，交通几乎完全停顿了。破坏工作人员不得不执行自己所不喜欢的工作——他们管它叫“粗工”的爆破作业桥梁、铁道路基和涵洞等工作。
但是，这也使侵略者的经济遭到重大损失。在三月里和四月初，我们的弟兄们炸毁了五座铁道桥梁和三百多公尺的铁道路基。当然，这四百公尺并不是全在同一个地点，而是一小节、一小节地在不同的地点。
五月里，我们驻扎在兹林卡和诺夫兹勃科夫森林时，离开铁道比较近，能够干得更多。这时冰雪消逝了，火车也正常地来来往往。每天经过哥美里——布良斯克铁道线开往前方去的火车多至六十列。而我们破坏工作队出动以后，德寇不得不完全取消了夜车的运行；日间也开始只开八列，最多不过十列。
飞机开始给我们投送茶褐炸药和硝氨炸药以后，支队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