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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阿晴六岁。
忘不了回广州的那一天。
母亲带她第一次坐火车。晚上，在南昌候车室里等待第二天一早开往广州的火车，很快就有戴红箍箍的人过来，赶鸡赶鸭似的赶她们。母亲拉着她在候车室里东躲西藏。有位好心的大娘过来告诉她们，那边圈了一块地，一人一块钱就可在圈内过夜。
母亲搂着阿晴对大娘说，我知道，可是太贵了。
在母亲怀中的阿晴第一次知道金钱的威力。为了省这一块钱，母亲抱着她在树下卧了一夜。阿晴想以后要赚一百块钱，这样就可以气死那些戴红箍箍的人了。
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服务员推着车子卖盖交饭：“五毛钱一份啊！”盖交饭的香味一下子就弥散到了整个车厢。
车子推到她们母女面前，服务员见她们寒酸，料想她们不会买，连叫的力气也省了。阿晴想，一百块不够用了，她要再多赚一百，这样就可以气死这些服务员了。
母亲望了望阿晴，阿晴连忙收回贪婪的目光，装着无动于衷的样子：“妈妈，我不饿。”
母亲满意了。
阿晴与母亲在广州的日子并不好过。
母亲右手牵着阿晴，左手挎着行李，刚进大院门，就碰见正好出来泼污水的徐老太太。
“阿妈，我们回来了。阿晴，叫外婆。”
徐老太太很平静地说：“回来了。”就把脸盆里的污水往地上一泼。
这水也永远地泼进了阿晴幼小敏感的心灵。
几个邻居家穿裙子的小女孩好奇地跑过来，打着转转看她，然后捏着鼻子用广东话说：“真臭，乡下妹！”
“你是没爸的！”几个邻家男孩子说。这在那个年代是一句最伤人的话。
外婆的家窄小无比，穷困潦倒，外公外婆与来弟阿姨度日已是勉强。现在又无端地多出两张嘴，挤进两个人，所有的恩恩怨怨由此派生。
阿晴生性敏感。天舒的母亲招弟大姨常说：“阿晴这孩子心重。”吃饭，阿晴从来不敢多夹一筷子的菜。逢年过节，外婆往她碗里多放一块肉。阿晴盯着碗里赏的肉，恶狠狠地想：以后她一定要住大房子，吃大鱼大肉，气死外婆和来弟小姨。这样，她又要多赚一百块钱了。她想等有钱了，她要很阔气地在外面的大酒楼吃饭，一定请妈妈和大姨一家。
童年的她没有玩具，连最简单的在后面拖的木鸭子也没有。穿得倒是漂亮，母亲在制衣厂做事，常带些碎布回家。
母亲手巧，随便什么碎布头缝缝就是一件亮眼的衣服，母亲这样做，为的是让她在学校里不被一些势利的同学、老师欺负。每天放学，经过大楼的建筑工地，阿晴都要站上一会儿，静静地看工人们盖房子。阿晴想，她又要再添一百块钱，不然她们什么时候才能搬进这新楼，想想，自己已经有几十个一百了，多得让她富裕，她悄悄地笑了。
小时候，她最兴奋的事就是院子里有人结婚。广州的风俗，结婚就要派糖。阿晴总是老早就换好有大口袋的裤子，飞似的冲到新人家门口，排在第一位等着派糖，领了精装人左边的口袋，再排一次队，让她的右口袋也装满。母亲在厅堂门口大叫她的名字，叫她回家吃晚饭，她不应也不回家。
母亲气得跑出来，一把将她拽回家。回到家，母亲没有哭，只是不停地掉眼泪。阿晴害怕了，以后再不去领糖。
阿晴与母亲的交流很少，母亲不笑不哭，不言不语，只是一天到晚缝衣服，白天在工厂里做工，晚上还带活回家干。阿晴突然间发现母亲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她则是那个保护母亲的人。
大姨常说：“阿晴，如果你将来不对你妈好，你的良心就是叫狗给吃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话千真万确。阿晴八岁就与大人们一起做家务了，做菜做饭，扫地洗衣，阿晴没有一样不在行。其他八岁孩子努力地玩耍、勤奋地学习时，她已经知道煮米饭前，先把手掌放人锅中量量，水淹没手背，煮干饭正合适。她还清楚自己人小手小，水要淹没手背多一些。
就这样，阿晴长大了，像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那一天，她蹲在地上洗米，小姨叫她把豆角摘了，阿晴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小姨没有听见，跑了过来：“你哑了？”
阿晴站起来，猛然间发现自己比小姨高出半个头，比屋里所有的女人都高出半个头。看来苦难的日子，人还是会长大的。她回了一句：“你聋了？”
小姨定了定，像是不相识，说了一句“黍线”，就自己去摘豆角。
第二天，外婆回来，买了一堆的菜，挂在单车后面，快进家门时，车子翻了，菜落了一地，外婆冲着屋里大叫：“有人吗？阿晴阿晴。”
屋里的阿晴隔着帘子看见了一切，却不出来，冷冷地笑笑，眼看外婆收拾得差不多了，她从后门溜走，再从前门回来，假装一无所知。
阿晴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童年。那一年，她十二岁。说来也奇怪，当天傍晚，阿晴来了初潮。
从那以后，阿晴不再惧怕什么，她甚至觉得住在这个大院子里真好玩，与外婆小姨斗智斗勇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阿晴是自己的家长。
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十二岁那年，她拿着户口簿到附近的派出所去改名字，将“刘晴丽”改成了“徐晴利”。
改完，她就知道自己是家长了。
她觉得她就像自己长大的一样。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安慰自己。来了初潮，也不像同龄女孩那样惊慌失措，没了主意。她一声不吭地回到房间找出母亲用的卫生带，装了点卫生棉绑上，然后一切正常。母亲发现了，给她买回一包已经在流行使用的卫生巾，说了一句：“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都不出声？”阿晴看着母亲，笑了：“又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心里也自问，我真是自己当家了？
阿晴十六岁，母亲找了个对象。母亲想阿晴也大了，迟早要走的，就听人劝，找了个鳏夫。阿晴看出母亲对他不错，还动手给他打毛衣。阿晴不反对，只是说：“带回家来看看。”阿晴知道母亲艰难。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雨，屋顶漏水，第二天，母亲和她搞来许多沥青和水泥，她们自己修房子。阿晴想，如果有个男人照顾母亲，不是件坏事。
母亲将那人带来，阿晴看过后，对母亲说：“不合适。你想想他比你小三岁，你又有孩子，人家能跟你长久吗？”
母亲站着，眉头紧锁，想想也对。
阿晴坐着，又说了一句：“我看算了。”
母亲于是断了关系，此后再不提此事。
十七岁那年，母亲病了送进医院，诊断得了严重贫血，医生在长长的走廊上叫：“谁是徐引弟的家属呀？”
阿晴“蹬”地站起来：“我是。”
医生打量了她一下：“你们家没大人吗？”
“我们家我说了算，我照顾我妈。”
三、拜金主义者阿晴觉得她生来就是爱钱的。很爱。
母亲说阿晴抓周，桌上有书、鸡蛋、算盘、钞票，阿晴毫不犹豫地抓了钞票。长大一点才知道当时有个被批判得很严重的词叫“拜金主义者”，阿晴知道指的就是她这种人。
她讨厌“穷得就只剩下钱了”的这类鬼话，说这话的人一定有钱，不然早就成了无言的饿鬼，没空在那里无病呻吟。她知道有个古老的印度传说：国王富有而痛苦，他出门寻找快乐的人，找啊找，找到了一个种田的小伙子，他快乐地唱着歌儿。可她阿晴，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孤苦的穷女孩儿，出去找，是要找到一个富有的国王。
她走在路上，一辆宝马从她身边驶过，在路边停下来，开车的年轻且美丽的女子从车里从容地走出来，优雅地戴上墨镜。阿晴死死地盯着这个女子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宝马，才能如此从容地走出来，优雅地戴上墨镜。这是她的理想。她想，要不是从小看到生活不易的里里外外，她不会那么早就想着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
她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丫头，就像那个灰姑娘。当然幸运在于她和灰姑娘一样，是美丽的。美貌就是财富。这个年头，白手起家总是难事，钱滚钱则容易许多。她既然有了这笔财富，自然是为了寻求更多的财富。阿晴很清楚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漂亮女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就像那个开宝马的小姐，她一定也是。这种推测来自一种常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是没有能力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上这种水准的生活的。
她觉得她是穷怕了。她没有读高中考大学，而是读了中专。大姨常说可惜了，阿晴成绩很好，将来考大学不成问题。大姨劝了半天，她还是决定考中专。读的是酒店服务，为的是进人大酒店，认识有档次的富人。老谋深算的东西就这样地寄存在她的青春之中。
漂亮却又装着对自己的漂亮满不在乎，说一个漂亮女人聪明大概就是如此。别人常常情不自禁赞阿晴“你真好看”，阿晴绝不会像一些女人那样将漂亮不漂亮挂在嘴边，也不像一些女人或高傲或做作，她只是保持她适度的微笑。
毕业后，她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做“小姐”。客人见到她，眼睛总是一亮，她喜欢这种一亮的感觉，这是许多女孩子都喜欢的感觉。
这跟以前的女子不同。八十年代初，阿晴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她旁边坐着一位靓女，对面的男人盯着这位美女看，美女恼怒地说，看什么看，臭不要脸，流氓。
以前的女人自爱也粗鲁，换了别的男人，就不吱声了。对面的男人也绝，说了一番在那个年代相当惊世骇俗的话——“唉，你要搞清楚啊。是你自己跑到我眼睛里来的。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