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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既然只是一个人格，敬拜上帝也只应当只有一种方式。当它命令个人公开地敬拜时便是实行了这一点。这就是公共敬拜方式，其特性在于一律，因为因人而异的行为不能谓之公共敬拜方式。由此看来，一个地方如果允许各种私人宗教所产生的许多不同敬拜方式存在，就不能说是具有任何公共敬拜方式，这个国家也不能说信奉了任何宗教。
由于言词的意义是根据人们一致的协议和规定而来的，所以神的属性形容词便也是这样。这些属性形容词之所以应认为是尊敬的，是因为人们有意让它们成为这样。个人在没有法律而只有理性的地方可以通过意志作出的事情，国家也可以根据世俗法通过意志作出。同时又由于国家没有意志，除开具有主权的某一个人或多人的意志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也不可能制定任何法律，所以我们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主权者在上帝的敬拜中规定为表示尊敬的属性形容词，私人在公共敬拜中应当依式加以使用。
但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根据规定而来的表现方式，其中有些自然而然地是尊敬的表现，另一些则自然而然地是轻蔑的表现，因此后一类行为（也就是人们耻于在自己崇拜的人之前做出的行为），便不能由人的力量使之成为敬神方式的一部分。庄重、谨慎和谦恭等等属于前一类的行为也决不可能和敬神的方式分开。但有无数行为和姿式的性质是无所谓的，其中由国家规定公开普遍用作崇敬的表现和敬神方式的那一部分臣民就应当如式加以采用。圣经上说：“服从上帝比服从人好”，这句话在按约建立的上帝王国中可以成立，但在自然的上帝王国中却不能成立。
以上简短地讨论了自然的上帝王国和上帝的自然法，我在本章之后只打算再简短地补充说明一下上帝的自然惩罚。
人类今世生活中的行为每一种都是一长列后果之链的开端。
对于这种后果之链说来，人类的思虑都不够高明，不能使人瞻望到它的尽头。在这个链中，苦事与乐事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使想要作出任何纵乐行为的人必将遭受与之相连的一切痛苦。这些痛苦就是这些行为的自然惩罚，而这些行为则是害多于利的景况的开端。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行为放荡会自然地招致疾病之罚、轻率则招致灾祸之罚、不义招致仇敌的暴行之罚、骄傲招致失败之罚、懦弱招致压迫之罚、王国疏于执政招致叛乱之罚，而叛乱则会招致杀戮之罚。惩罚既然是由于破坏法律而来的，自然的惩罚就自然而然地是由于破坏自然法而来的，因之也就是作为自然而非人意的结果而随之出现的。
本书直到这儿为止所谈的是主权者怎样建立及其权利和性质，以及根据自然理性的原则推论出来的臣民的义务。这种学说跟世界大部地区的实践相去很远，尤其是跟我们这接受罗马与雅典的伦理学的西方世界的实践相去很远，同时掌管主权的人所需要的伦理哲学又极深；考虑到这一切之后，我几乎认为自己费这一番力就象柏拉图搞出他那共和国一样没有用处了。因为他也认为在主权者由哲人担任以前，国家的骚乱和内战所造成的政权递嬗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但当我再考虑到：主权者和他的主要大臣唯一必需具有的学识就是关于自然正义的学识，他们所需要学的数学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多，而只要学习到能通过良法鼓励人们学习这种学问的程度就够了；同时柏拉图和迄今为止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没有整理就绪并充分或大概地证明伦理学说中的全部公理，使人们能因此而学习到治人与治于人之道；这样一来我又恢复了一些希望，认为我这本书终有一日会落到一个主权者手里；
由于它很短，而且在我看来也很清楚，所以他便会亲自加以研究，而不会叫任何有利害关系或心怀嫉妒的解释者帮忙；同时他也会运用全部权力来保护此书的公开讲授，从而把这一思维的真理化为实践的功用。
第三十二章 论基督教体系的政治原理
直到目前为止，我仅是根据经验证明为正确的、或在语辞用法上公认为正确的自然原理引伸出了主权权利和臣民的义务；也就是说，我只是从经验告知我们的人类本性以及从一切政治推理中所必不可缺而又取得普遍一致看法的语辞定义中引伸了这种原理。但往下我所要谈的是基督教体系国家的性质和权利，其中有许多地方要取决于神的意志的超自然启示；这一讨论必然不但要以上帝的自然传谕之道为根据，而且也要以上帝的预言传谕之道为根据。
然而我们却不能抛弃我们的感觉和经验，也不能抛弃毫无疑问是上帝传谕之道的自然理性。因为这是救主重临人世以前上帝赐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才能，所以便不能用任何暗地信仰的手巾把它们包起来，藏而不用，而要用它来取得正义、和平与真正的宗教。在上帝的传谕之道中，虽然有许多东西是超乎理性的，也就是无法由自然理性加以证明或否定的，但天赋理性中却没有与之相违背的东西。看来出现与之相违背的情形时，毛病要不是我不善于解释，便是我们的推理错误。
因此，当这种传谕之道中所载的东西太难，无法加以研究时，我们就要把自己的悟性吸引到这种道上，而不要费许多力气用逻辑方法去寻求这种不可思议同时又不归属于任何自然科学规律之下的奥义的哲学真理。因为我们宗教的奥义就像治病的灵丹一样，整丸地吞下去倒有疗效，但要是嚼碎的话，大多数都会被吐出来，一点效力也没有。
悟性的吸引并不意味着使自己这种智能服从于任何别人的意见，而只是意志在应当服从的地方服从。因为感觉、记忆、悟性、理性和意见我们都无力加以改变，而只会永远必然的像我们所见到、听到和思考到的那样提供给我们。这样说来，它们便不是我们的意志所造成的结果，我们的意志倒是它们所造成的结果。当我们接受矛盾、当我们按合法的权威方面的指挥说话并在生活中加以遵守时，——总之，当我们的心里对于所说的话虽然无法具有任何概念，但仍然信仰和信赖说话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悟性和理性上崇信。
当上帝对人传谕时，要不是直接传示，便是通过另一个曾经直接听过他谕旨的人转达。上帝怎样直接对人传谕，听到过传示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但另一人能怎样理解这一点则纵使不是不可能知道，也是很难知道的。如果一个人向我声称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直接向他传了谕，而我又感到怀疑，我就很难看出他能提出什么论据来让我不得不相信。诚然，这人如果是我的主权者，他便可以强制我服从，使我不用行动或言辞表示我不相信他的话，但却不能让我不按理性驱使我的方式去思想。要是一个没有这种权力管辖我的人那样声言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强使我相信或服从。
因为如果说上帝在《圣经》中对一个人传了谕，那便不是说上帝直接对他传了谕，而只是说像对所有其他基督徒一样通过先知、使徒、或教会间接地传了谕。如果说上帝在梦境中对他传了谕；这便只等于说他梦见上帝对他传了谕；任何人只要知道梦大部分是自然现象，可以从原先的思想中产生，他这种说法便完全没有说服力让这人相信。比如由于人们自命不凡、狂妄自大、并对自己的圣洁之品或其他品德抱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于是认为自己因此而够得上特殊神启的恩典，便是这样的梦。如果说他看见了异象或听见了异声，那便等于是说他在半睡半醒之间作了一个梦。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往往由于没有弄清自己在打瞌睡，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把梦境当成了异象。如果说他由于超自然的神感（神注灵思）而说话，那便等于是说他发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说话，或者是对自己具有一种无法提出自然和充分理由的强烈看法。因此，全能的主虽然可以通过梦境、异象、异声和神感对一个人降谕，但他却没有强制任何人相信他对自称有此事的人降了谕。这种人既然是一个凡人，就可能发生错误，而且比错误更进一步的是，他还可能撒谎。那么一个人如果除开自然理性以外从来没有由上帝直接向他启示过神意，他对于自称为先知者的人们所传的神谕又怎样能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服从或者不服从呢？以色列王关于对基列的拉末作战的事所询问的四百先知中，只有米该亚一个人是真先知。
被派去作预言，反对耶罗波安所设丘坛的先知虽然是一个真先知，而且根据他在耶罗波安面前所行的两个奇迹看来也显然是上帝派去的，但却被一个老先知所骗；那老先知对他说，上帝叫他和自己一同进饮食。如果一个先知还能欺骗另一个先知，那么我们除了通过理性以外，又怎样能肯定地知道上帝的意旨呢？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根据圣经答复说，有两种迹象加在一起（不能分开来看）就可以知道一个真先知：
一种是行奇迹，另一种是除开已建立的宗教以外不传布任何其他宗教。我认为两种迹象分开之后便没有一种是充分的。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作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事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便要将他治死”（见《旧约申命记》第xiii章，第1—5节）。在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上帝不会单用奇迹来证明先知的天命。正象第三节中所说的，这只是试验我们是否能始终不渝地效忠上帝。因为埃及术士所行的法术虽然不像摩西的那样伟大，但却也是大奇迹。第二，不论奇迹多么大，如果目的是煽动人们背叛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