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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和主要的滥用《圣经》的情形是牵强附会地用《圣经》来证明其中经常出现的上帝国就是现存的教会或现在活着的基督徒群众，或是在最后的审判日将要复活的死去的人；
几乎所有其他的错误都是由此而生的，或是从属于它的。其实上帝国最初是由摩西仅在犹太人中按约建立的，犹太人便因此而称为特属于上帝的民；后来当他们拒绝再由上帝统治，要求像列国一样立王，并选出扫罗为王时，这国便中断了。这一点上帝自己曾经同意，我在本书第三十五章已作更详细的证明。在那个时期以后，除了他根据自己的意旨、以他无限的权力进行统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成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物的王的上帝国以外，世界上便没有任何按约建立或通过其他方式建立的上帝国。然而他却通过自己的先知许应，当他自行拟定的时期完全到来，而他们又通过忏悔、通过生活上的改邪归正回到他那里的时候，就要为他们恢复他的这一国家。非但如此，他还召外邦人进入这国、根据同样的皈依和忏悔的条件享受他为王的幸福。同时他还许应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降临人世，以耶稣的死为所有的人赎罪，并以耶稣的道使他们准备在他第二次降临时迎接耶稣。由于第二次降临人世的事还没有来到，上帝国便也没有来到，我们现在除开自己的世俗主权者以外，便不处于任何按约建立的国王的统治之下；只是基督徒由于已经获得在基督重临时被接纳的许诺，所以便已经处于神恩的王国中了。
根据现存的教会是基督的国这一错误说法，便应当有一个人或一个会议代表现在在天上的救主说话并制定律法，这人或会议对所有基督徒代表他的人格；要不然就应当有不同的人或不同的会议对基督教世界的不同部分代表他的人格。
教皇声称他在全世界普遍具有这种基督之下的王权，而在各个国家中则是当地的教士会议声称具有这种王权（其实《圣经》并没有给予其中的任何一方，而只给予了世俗主权者）；
围绕这种王权竟至发生了这样激烈的争论，以致熄灭了天性之光、在人类的悟性中造成了极大的黑暗，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究竟是允诺对谁服从了。
由于教皇象这样声称自己是基督在现存教会（被认为就是我们在福音中被告诉的那个基督的国）中的总代治者，于是就会得出一个理论说：一个基督徒国王必须由主教授与王位，就好象他那“蒙神恩”的王者之衔，便是从这一仪式中得来的一样；他唯有由上帝在地上的总代治者加冕后，才能算是蒙神恩成为国王的；每一个主教不论自己的主权者是谁，在授圣职时都宣誓绝对服从教皇。由于同一错误，便产生了教皇英诺森三世主持下的第四届拉特兰宗教会议的下一说法（见第三章，“论异教徒”）“如一国王在教皇谕令下不清除其境内的异端，并因此而被开除教籍，于一年内又未作补赎，则其臣民可解除其服从的义务。”这儿所谓的异端，应理解为罗马教会所禁止的一切见解。教皇与其他基督教君主的政治目的之间是经常有冲突的，而在这种方式下，冲突一经发生，他们的臣民便会如坠五里雾中，以致无法辩认窃据他们合法王位的外国人和他们自己奉之为王的人；在这种心灵的黑暗下，他们便会受旁人野心的指使、不辩敌友地互相攻打。
根据上面所说的现存教会是上帝国这一说法，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教士、辅祭和所有其他教会的辅理人员都自称为圣职人员，而称其他的基督教徒为俗人，也就是单纯的百姓。
因为圣职人员所指的人的生活给养是这样一种收入，即上帝在统治以色列人时期留归自己，划拨给利未族人作为遗产的收入；利未人是他的公务仆人，于是便不像他们的兄弟一样分得一分土地以资生活。教皇既声称现存的教会如同以色列的领域一样是上帝的国，所以便把这样的收入作为上帝的遗产，声称是属于他自己以及其从属辅理人员的，圣职人员之称合于这一要求。从这一点便产生了一种情形：什一税和以色列人中作为上帝的权益而付给利未人的其他贡物，长期以来都由圣职人员根据神权索取，并从基督徒身上征收。在这种方式下，各地的百姓便都不得不付双分的税，一分交给国家，另一分交给圣职人员。其中付给圣职人员的由于是他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便等于某一雅典国王（当时被认为暴君）向臣民征收来支付全部公务费用的赋税的一倍，因为这国王所征取的不过是二十分之一，而这二十分之一就足以丰盈有余地用来维持他的国家了。在犹太人的王国中，当上帝作祭司进行统治的时期，什一税和贡物则全部是公共收入。
由于把现存教会当成上帝国的这一错误，也产生了世俗法和宗教法之分；世俗法是主权者在他本身的领域内的法令，宗教法则是教皇在同一领域内的法令。这种宗教法典虽然只是宗教法典，也就是建议性的法规；在罗马帝国转移给查理大帝以前，只由基督徒君主自愿地接受，但后来由于教皇的权力增加，就变成命令性的法规了。神圣罗马皇帝本身为避免人民被蒙蔽后所将产生的更大的流弊，于是便被迫而让它们通过成为法律。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情况，在教皇的教权全部被接受的一切领域内，犹太人、突厥人和外邦人只要在奉行和明证其宗教信仰时不冒犯其世俗主权当局，他们的宗教在罗马教会中便可以得到宽容；然而一个基督徒，虽然是一个外国人，要是不信奉罗马教会的话，便犯了死罪，因为教皇声称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他的臣民。要不然的话，由于明证其本国的宗教信仰而迫害一个外国基督徒时，就象迫害一个不信者一样是违反万民法的；甚至比这还要严重，因为不反对基督的人，便是与基督同在的人。
根据同一错误的说法，每一个基督教体系的国家中都有某些人根据教权免除了世俗国家的赋税和接受其司法审判的义务；因为除修士和辅理修士外，管世俗事务的圣职人员在许多地方与一般平民所成的比例数都非常大，以致遇有必要时，仅仅在他们这种人之中就可以征集一支够大的军队，足以让教会的好战者用来进行任何一种战争，反对本国或外国的国王。
第二种普遍的滥用《圣经》的情形是将成圣礼变成符咒或法术。在《圣经》中，成圣是以虔敬而合宜的言词和动作，将一个人或任何其他东西从一般运用中划出来，奉献、贡奉或献身给上帝。这就是使之成为圣洁，或使之成为上帝的，并且只由上帝所派定的公务仆人使用（详情已于第三十五章中讨论）；这样并没有改变成圣的事物，而只改变了它们的用途，使之从凡俗的和普通的，变成圣洁的和特用于伺奉上帝的。如果有人竟然声称，事物的性质或本质通过这些言词就变了，那便不是一种成圣礼，而是上帝的异常业迹，要不然就是虚妄和渎神的符咒。但是人们冒称在他们的成圣礼中本质有改变的事物是屡屡出现的，所以这便不能认为是一种异常的业迹，而不过是一种符咒或咒语，利用这种办法他们叫人违反着自己的视觉和其他一切感觉所得到的证明，相信事物的本质发生了其实没有的变化。比方说，在主的晚餐的圣礼中使面包和酒为圣而专用于上帝的祭礼，便是把它们从一般用途中划分出来，意思是使人们纪念自己由于基督的受难而获得的赎罪；
他为了我们的犯罪，而使自己的躯体在十字架上分裂，使自己的鲜血流在十字架上；一个祭司不像这样使面包和酒为圣，反而假称当他说了我们的救主所说的话：——“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之后，面包的本质就不存在了，而货真价实的成了救主的身体；然而在接受者的视觉或其他感觉上来说：却没有出现任何成圣礼之前所没有出现的东西。埃及的术士据说把他们的杖变成了蛇，使水变成了血，他们被认为是耍了一套花招，摆出一些假东西来骗了旁观者的感觉，他们这种人还被认为是术士；那么如果有人的杖里根本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看起来象蛇，念了咒子的水里也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象血或旁的东西而只象水，但又对国王指鹿为马地说：这是看起来象杖的蛇和看起来像水的血，那我们对这种人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以上两种情形都是幻术，也都是谎言。然而祭司在他们日常做的事中，却正是把祭神的祷词变成一种符咒来搞这套把戏；这种符咒对感觉说来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指鹿为马地对我们说：这符咒使面包变成了人（还不止是变成了人，甚至是变成了神），并叫人们去敬拜它，就好象它是代表着神和人的救主本身一样，这样便使人们犯了最粗鄙的偶像崇拜罪。如果说面包已经不是面包而是上帝，这种说法也足以成为口实使之不被认为是偶像崇拜的话；那么当埃及人有脸说他们所敬拜的葱和蒜，不是葱和蒜本身而是属于它们那一种属或具有它们那种外貌的神时，又为什么不能作为同样的口实呢？“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相当于“这意味着”或“这代表着我的身体”，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比喻说法；但如果要严格地照字义解释，那便是一种滥用；
纵使要这样解释时，也不能超出基督本身亲手奉为圣的那块面包。因为他从没有说过，不论是什么面包，也不论是哪个祭司，只要说：“这是我的身体”或“这是基督的身体”，那块面包就马上会发生实体转换。罗马教会在英诺森三世的时代以前，也没有确立这种实体转换，这不过是五百来年的事，那时教皇势力正处于极盛时代，时代的黑暗也变得极为深沉，以致使人们连给他们吃的面包都分辩不清，当上面印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像时便尤譬如此；就好象他们叫这些人相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