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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弗兰茨·K。
明天我要寄给您的说明，内容将是很少很少，几页篇幅，空空洞洞，译文指密伦娜用捷克语翻译的卡夫卡的德语作品。那不言而喻的真实性（假如将“不言而喻”从我身上抖落下来）不断使我惊讶，几乎没有误解之处，单是这样恐怕还算不了什么，更有那总是那么强劲而坚实的理解。我只是不清楚，是不是捷克语给了您忠实的翻译能力；对我来说，这是翻译的最理想的语言（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要求，而是因为我自己）；我的捷克语感（我也具有这么一种语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这是带有特别强烈的偏爱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挑您的毛病，您可以将我的感激之情用来抵消您所受到的刺激。又及。
眼下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密伦娜夫人，今天我也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提笔的。我不想为我的不写信道歉，您也知道，我对信是多么痛恨。我一生的一切不幸（我在此并不想抱怨，只是想总结出一条普遍的教训来）都来自信件或者来自写信的可能性，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人几乎没有欺骗过我，但是信总是在欺骗，并且不是别人的，而正是我自己的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对此我不想多说了，但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身上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在信件的连续性中，即在一封信证实着另一封信，并可将另一封信作为自己这一封的见证的连续性中成长。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吮吸得一干二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丰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为了尽可能把鬼性的东西与人隔绝，为了达到自然的交往，获得心灵的安宁，他们发明了铁路、汽车和飞机，但已经什么也起不了作用了，这显然是些在毁灭过程中产生的发明；其对立面则更平静，更强大了，它为邮政发明了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报话，幽灵们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灭亡。
我感到惊讶，怎么您还没有写到过这一点，并不是说，要通过公开见解来阻止或达到什么，这已经太晚了，但是至少要向“它们”显示，您是认出了它们的。
此外，从一些例外事情上可以认出“它们”来，有时他们让一封信不受阻碍地通过，这信会像一只友好的手那样到达目的地，轻柔而和善地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兴许也只是表面现象，这种情况也许是最危险的，对这种情况应比对其他情况更警惕；但如果这是一种错觉，那么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觉。
我今天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正是我想起来要给您写信的原因。我今天收到了一位您也认识的朋友的来信指密伦娜自己写的信。；我们已经很久不通信了，这本来是最明智的。同上面说的有关的一点是：信是了不起的驱眠药。它们是怎么到达的啊！心中枯竭、空虚、激动、片刻的快乐，跟着是长时间的痛苦。在忘我地读着它们时，本来已经来临的那一点点睡意从洞开着的窗口飞了出去，久久不再回来。所以我们互相才不写信。我经常想到它指信。，但这思想一闪即逝，我的整个思想都是一闪即逝的。但昨天晚上我久久地想着它，长达几个小时。夜晚躺在床上的那些时间（这段时间正是由于它的敌意对我来说才特别珍贵）我都用来考虑如何在一封打算要写给他的信里，不断用同样的句子来重复我当时觉得特别重要的、需要告知的事情。早晨果然来了一封他仍按前面提到的“朋友”（阳性），所以用“他”。的信，信中有一条说明，说这位朋友一个月来，或者说得准确些，一个月前，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应该到我这儿来。这条说明与我的遭遇竟如此奇特地巧合。这个关于信的故事给了我写一封信的机会，而既然我已经写了那一封，那么密伦娜夫人，我为什么不能给您，也许是我最愿意给的人，也写一封呢（只要还愿意写信，何乐而不为呢？这话当然只是说给那贪婪地包围着我的桌子的幽灵们听的）。这也许是暗示。还有一封信在邮局。
意大利的明信片
我天始阅读《多那狄》了，但只读了一点，我还没有被吸引住，读过的他指《多那狄》的作者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少量作品也没有给我多少亲近之感。人们称赞他的简朴，可是简朴本来就是德国和俄国文学的特色。他，这个祖父，是可爱的，可是他却没有力量阻止人们在阅读他的时候草草掠过。到现在为止我所读到的里面最美的（我才读到里昂那里），我觉得具有法国的特色，而不是菲利浦的特色，是福楼拜的风格，譬如在一个街角突然产生的快乐（您也许还记得这一段吧？），译文像是由两个译者合作的，一会儿很精彩，一会儿糟得简直看不懂（一个新译本将由沃尔夫出版）。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乐意读它的，我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可是阅读速度非常慢的读者。读这本小说时阻碍着我的，是我在姑娘们面前会变得很困窘的弱点，这甚至使我不相信作者所描写的姑娘的真实性，因为我不相信他胆敢去接近她们。就好像作家做了一个洋娃娃，称它为多那狄，目的只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多那狄那里吸引过来，这真正的多那狄是完全不同的，身处的地方也完全不同。我的头脑中对这种小姑娘岁月（尽管非常可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从这个模看问题，就好像这里所叙述的一切并没有真正发生，而是以后的事情，而这一段只是按照音乐规则补充创作的前奏，并按照真实的乐章调定了调子。在有的书中这种感受会一直持续到结束。
《在山路上》原文是捷克语。我没有读过。契诃夫我却非常喜爱，有时爱得完全发狂。《离开磨坊》也不知道，史蒂文生根本没读过，只知道您喜欢。《弗朗齐》M。勃罗德的长篇小说。我会寄去的。可是除了个别地方，您一定不会喜欢它的。这可以用我的理论来解释：活着的作家同他们的书有一种活的关系。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捍卫它们，或者反对它们的斗争。一本书真正独立的生命要在作者死后才开始，因为这些血性的人在他们死后还会为他们的书斗争一番。然后书就慢慢地孤单下来，只能依赖自己的心脏搏动了。所以，譬如说麦耶贝尔就做得很理智，他为了支持这种心脏的搏动，把他所有的歌剧都留给了蕾加特，也许还根据他自己的信任给它们分了等级，对这种理论还可以加一些补充发挥，即使没有什么重要的可以补充了。用在《弗朗齐》这儿便意味着：这位活着的作家的这本书真的就是那套住房尽头的那间卧室，供他亲吻用，如果这房间是供亲吻用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怕了。假如我说我喜欢它，或者您说（也许您不会这么说）相反的话，那么这简直算不上是对这本书的评价。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相会后你突然地（但并不是出乎意料地）失踪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恰恰是在我狼狈不堪的时候，在9月初。这期间，7月份我完成了一件有点伟大的事情（世界上有着多么伟大的事业啊！），我在大妹妹的帮助下到波罗的海边的缪利茨去了一趟，无论如何是离开布拉格，走出了这四壁紧锁的房间。刚开始我的情况很不好，后来在缪利茨才萌生了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这件事的想法呢，这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个幻想，就像一个明知自己永远下不了床的人所抱的幻想一样。既然我永远下不了床，我为什么不能至少到巴勒斯坦走一趟呢？可是在缪利茨我碰到了一个柏林犹太人大众疗养院的度假旅游团，多半是犹太人。这很吸引我，路就在我的前面。我开始考虑搬到柏林长住的希望。那时这个希望不比去巴勒斯坦那个希望大多少，后来却越来越大。无论从哪方面看，一个人住在柏林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在柏林，在其他地方一个人生活同样是不可能的。可我在缪利茨找到了一位有着难以想像的好心肠的助手卡夫卡这里说的是指他生前最后一位女友朵位·迪曼特。朵拉忠诚地爱着他，照拂他，直至他病逝。。然后我于8月中旬到布拉格去，接着还在谢雷申我的小妹妹那里度过了1个月。在那里我偶然听到烧毁那封信的事，我绝望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你，为了减轻我心灵的负担。可是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对你一无所知，后来在去柏林前也把它烧掉了。你提到的另外三封信我至今一点不知道。我对给任何人带来的任何耻辱都感到绝望，我不清楚这三者中涉及到哪一个。可是我当然绝不会是因为绝望（即使它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而迁来迁去，就算我在缪利茨及时地收到那三封信也不会这样。
接着9月底我来到了柏林，出发前不久收到你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说到出发，我是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进行的，或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抬进坟墓那样。
现在我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