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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个性中的另外一面是极端的自恋。这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但人们往往在别人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看得出来。在一个自恋者看来，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我的思想、我的肉体、我的财产、我的意见、我的感情，等等。而那些我以外的东西则是苍白的、没有生机的。在病理学的例子里，一个自恋患者可以严重到根本无法感知外界发生的一切。希特勒一生都在自恋中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感情和漠不关心。他确实没有朋友，与其他人完全隔绝。他只关心自己、他的权力、计划和意愿。
希特勒个人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大概要算“嗜尸癖”。这意味着爱好死亡的、遭到破坏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嗜尸癖”是个很复杂的题目，这里不可能细究，但可以指出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热爱生命，另一类人仇恨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容易辨认，这样的人最有魅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爱某个事物、某个人，而且热爱生命。但还有一些人不爱生命、仇恨生命．他们对于无生命的、死亡的东西更有兴趣。
舒尔茨：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嗜尸癖”为什么没有激起更多的反抗呢？这是否说明这种恶癖，至少以潜在的形式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在希特勒和那些追随他、信服他和尊从他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某种天然的感情，甚至某种合作。
弗洛姆：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复杂。首先，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在品性上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人，你会发现多数狂热的国社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就是说出身于一个失去希望、充满怨恨、具有施虐——受虐狂特性的阶级。这种特性被人谑称为“骑脚踏车式”，因为这样的人向上司们弓着腰，同时两只脚不停地蹬着在他以下的人。这些人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值得爱和感兴趣的事物，因而将自身的精力转向摄取能够统治他人的权力，甚至转向自我毁灭。
我要提出的另一点是希特勒是个出色的演员，能使人们相信他的目标就是拯救德国和使其繁荣。称之为迷信也好，盲从也好，催眠术也好，总之希特勒有一种能使别人服从他的力量。
舒尔茨：一方面，他是一个诱惑者，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一个“强人”，一个“救世主”。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群氓之首，是一个特定环境下期望的产物。我认为，任何一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是一个弱者，因为他只在得到群众的盲从时才有力量。也许我错了？我总是想弄明白在所谓“领袖人物”和那些糊里糊涂的追随者们之间存在的奇特关系。
弗洛姆：我想你一点都没错。希特勒是一种只有在人多势众时才有力量感的领袖。如果没有掌声，没有群众的狂热，他就无法把握自己，更不能产生或传播什么思想。他的力量感来自于听众对他的反应。象所有的自恋者一样，他感到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和真理。但只有当他确认别人相信了自己以后才能自己相信自己。如果发现别人全都不信自己这一套，希特勒就会滑到疯狂的边缘，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是建筑在理性之上，而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我并不是说希特勒是疯子，但是极而言之，他正是依靠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那里来证实自己的精神正常才能免于疯狂。象其他任何煽动者一样，他只对能带来掌声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只有听到掌声他才能感到自己有真理。
舒尔茨：你刚才所讲的话为我们评价各种政客和他们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但是恐怕我们在政治上还远未成熟到能够在心理上不受这类虚假事物的影响和诱惑的地步。现在，弗洛姆教授，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对于您刚才所分析的这个人，什么东西才能构成他真正的反抗、不服从和背叛呢？
弗洛姆：先来看看“反抗”这个词。反抗意味着对某种事物持反对态度，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自我，而不至于轻信和受骗。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起来反对象希特勒这样的“领袖人物”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某些政治观点，譬如实行何种政策对德国最为有利，而是一些贯穿于这些政治观点中的特性、感情、哲学和宗教的因素。
当然，希特勒说他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谁不是这样说呢？但是他并没有说他的目标之一是征服和毁灭其他国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德国繁荣所必需的防务。如果只把这些话当做一个政治宣言，我们能够说的就只有：这是应该做的，或者这是不应该做的。这是合适的手段，或者这种手段不合适。整个事情所需要的只是合乎逻辑的盘算，就象商人们所做的那种盘算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深层心理学中所谓的“文饰”现象（rationatization）、这些貌似有理的争论根本没有揭示任何实质的内容，我们就能看穿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我刚才所讲过的嗜尸癖和施虐——受虐特性的结果和表现。我们必须看清这些合理言辞的背后，用更多的注意力去看他如何说而不是听他说什么。必须研究他的面孔，他的姿势，他的整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许能看出这位领袖有嗜尸癖，是一个让我们从心底感到厌恶、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我们会发现与这样的人永远无法交朋友，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都要用来保护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而有嗜尸癖的人却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奴役、控制和压迫别人。我们必须停止只听其言，而要开始去发现这个说话的人究竟是谁？他的本性如何？
还应该看到，对希特勒来说，我们要看到的不仅是政治实践方面的内容，还要看到哲学的、或者说宗教方面的因素。广义地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就是在他的生活中除了谋生以外的那部分内容。人除了吃饭和生殖以外，还有某种感觉和想象力促使他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在今天，这类冲动不再象以往那样取一种传统的宗教形式，而是更多地通过某种政治或经济的思想呈现出来。问题正是在于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希特勒的宗教是什么？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控制、不平等和仇恨的神。这是一种信奉权力和崇尚破坏的异教，是一种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是整个人道主义传统的极端对立物。如果用另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原则是种族优胜。人不再代表上帝、代表正义和爱行事，而是以进化为目的。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康拉德·洛伦兹，他在一九四一年时发表的一本论文集中，声称同意希特勒所制定的某些有关“种族净化”的法律，认为它们具有科学的依据。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能否看出隐匿于那些政治公式后面的哲学、宗教和心理因素．我们是否具有透视的眼力，能看出那些宣言和主张是某些特定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的体现。举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正是这些原则鼓舞了当时的人民，不仅如此，它们还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和整个存在之中。一些神经内科学家甚至认为，在人脑结构中，存有这些原则的最初信息。自由是人类机体发挥正常功能的必要条件。这些思想不仅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时做为一个整体来说又是启蒙主义哲学的产物。这一哲学曾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人。历史的演进使这些人们走到了一起，并开始领悟到人类的天斌权力所在。在相同的意义上，希特勒的自我陶醉也是一种宗教，当然它的用意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它所吸引的是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人。
舒尔茨：也许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观点，比如，毛奇和弗雷斯勒在人民法庭上的辩论。毛奇在最后陈述中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义确有某些相同之点，但也正是这些相同点使它们成为敌对的思想：它们都想使别人无保留地信奉自己。
弗洛姆：确实如此。在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毛奇用一个短句总结了我刚才费了很多口舌要说的内容。他的话切中要害，并且十分准确。
舒尔茨：毛奇讲过很多这样不同凡晌的话。他的政治思想相当纯正，并且结合实际。但他仍然认为单个的人是政治利益的焦点。毛奇关于公共教育的思想受尤金·罗森斯托克·何塞影响颇深，后者认为政治教育的最终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和我们属于哪个党派。这种观点在当时就不受人欢迎，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对希特勒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从未发生过——本不应只在口头上而不付诸行动。而使这种反抗成为可能的，也不能仅仅是几个职业家，而是广大的民众。社会心理学领域有没有出现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
弗洛姆：一个人的本性如何？这不仅是一个有关道德和心理的问题，还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会把政治看得过于狭隘。多数德国人的个性倾向如何？他们是否为希特勒撒下的种子提供了温床？一九三一年我和一些同事在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遗憾的是，后来这些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发表（哈佛大学出版社现已出版此书，名为《魏玛时代的德国工人阶级》——英译者注）。
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希特勒继续掌权，有什么机会能使一次有效的反希特勒行动成为可能？大多数人民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对他？尤其是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工人们，包括白领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品格分析的手段。这种手段完全不是只针对希特勒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