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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结构使我们能为自己选择最佳目标，并使我们的情感为之服务。走这条路的人不仅能对希特勒那样的大暴君进行反抗，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反抗那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反抗更为困难，因为今天这种无形的东西充斥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越来越蜕化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附属品，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做决定，不用负责任，只需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在他的生活里，思想、情感和想象力越来越萎缩。他终日所想的只是这类问题：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在古希腊，这类的问题是一切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不是力图控制自然，而是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什么有益于人类的发展？怎样能使我们的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充斥着逆来顺受、冷眼旁观——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与此类似的东西能够出现和蔓延的条件。
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
他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运充满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拓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
这是弗洛姆与电视台编辑的一次问答式谈话。
舒尔茨：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对话，而不是一次采访。这场对话将是不做预先准备的、即兴的、没有特定的题目和目的的。谈话的乐趣本身就是谈话的目的。
我在这场对话中扮演一个读者的角色。这个读者去仿造自己熟悉的作者，想更多地了解一些这位作者没有写在书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我想主要来听。我不想做问答式的对话，我问问题的目的是想使您更多地讲。
这个主意听上去有些过时，好象不是去播音室，而是在自家的客厅里。人们一般不去播音室里促膝长谈，他们在这里要么正经八百地发言，要么就是搞点儿大众娱乐，象供给大众的其他商品一样，用不着关注它的真伪。但在今天晚上．我们谈话的中心却是对于真实的追求。
“Conversation ”（对话、交谈）一词来自拉丁文“Conversion”（转化、变换），而转化的发生时常会伴随着一场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方，而是与对方交流。在对话中没有主角，因为人人都是主角。
开场白到此结束。现在，请允许我问您，弗洛姆教授，您是否认为象我们今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一些古怪的人之外，谁还期望从这种过时的方式中得到乐趣？我们正在目睹书信艺术的衰落，我们是否能够拯救对话的艺术？我恐怕不能，并且认为，说得客气一点，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弗洛姆：我还想说得更严重一些，这简直就是一种可怕的耻辱。这种文化的衰落不仅是令人惋惜的，还很可能是致命的。我大概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目的的事情，去获得某些成果。成果意味着什么？可能是钱，是得到提升。我们从来想不到要去做点什么没有特别目的的事情。我们已经忘了，这样做事是可能的，并且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某些活动去体验发挥和实现自身的力量，而并不是运用这些力量去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爱，很多人都会说：爱当然是有目的的！爱可以使我们满足性的要求，使我们娶妻子、生孩子，过上小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些就是爱的目的，同时也是爱在今天如此匮乏的原因。爱不为了什么，爱的唯一重要性就在于爱本身；爱是人类的自我表达，是使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的方式。在我们这种以功利、创造和消费为企图的文化中，人们根本失去了认识这种爱的能力。它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以至于无法想象它的存在。
现在，对话也变成了一种商品，或是一种搏斗的方式。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对话常常成为唇枪舌剑的战场。对话的双方都紧紧扼住对方的喉咙，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要不然，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如何高明，向对方也向自已证明、自已哪怕是灵机一动，都是那么正确。谈话的双方都胸有成竹，谁也别想说服谁。
真正的对话不是搏斗，而是交流。对话的目的不是决定谁是谁非，甚至内容是否深刻和雄辩也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要素在于对话者的真实。一次我的两名同事一起下班回家，在路上，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真有点累了。”另一个答道：“我也是。”初看起来；这番对话不值一提，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人从事同一种工作，他们疲劳的滋味也是一样的。双方都知道对方如何感受。这样，在他们之间就开始了真正的、人性的交流：“我们都有些累了，我们都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对话，比起那些大学者之间玩弄词藻、鸿篇阔论的“对话”真实得多。
对话意味着敞开心扉，意味着彼此靠近。对话可以采取语言的方式，有时也可以采取动作的，如舞蹈、手势的方式。若想使对话的艺术重放光彩，使人们重温对话的乐趣，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
舒尔茨：好的，弗洛姆教授，在继续我们的对话之前，我想先向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伊利希·弗洛姆于1900年3月23日生于法兰克福。他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旧约》中的故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童年时代起，羔羊与雄狮和平地相处、宇宙万物完满和谐的美景就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早年曾对国际主义和建立国家之间的公社制生活很感兴趣，但在上高中时，非理性的和歇斯底里的1914年世界大战，使他发生了剧变。
几乎就在同时，发生了一件对他震动很大的事情：弗洛姆家的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美丽的女艺术家，在她年迈的父亲去世后自杀了。她的父亲是个并不可爱的人，而她的最后愿望是和他埋葬在一起。这个女人的死一直在啃啮着弗洛姆的心。是什么使她如此爱恋着自己的父亲？她的生活是充满乐趣的，而她为何置生活于不顾，竟然选择了死亡？对这些疑问的探求使他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他开始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因。
在大学校园中，他开始接触一些与《旧约》中的预言者们相去甚远的思想家，熟读了他们的作品。佛教、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等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些人物看上去是如此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根本对立，但弗洛姆依然试图给他们找到相同的出发点和相同的根基。这是我们很快就要专门谈到的。
弗洛姆在海德堡学习了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二十二岁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继续学习。他在著名的柏林心理分析学院完成了学业，从1930年起成为一名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除了在柏林的工作外，他还在法兰克福心理分析学院执教，并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任职。纳粹德国上台以后，这个研究所易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工作。弗洛姆本人于1934年到达美国。他同时在几个大学任教，创建了几所重要的心理分析和社会心理研究所，并一直坚持直接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1949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大学一个职务，并在1956年退休后获荣誉教授职位。最近几年他一直住在泰桑，潜心著书，同时也时常在墨西哥和美国讲课。
弗洛姆教授多年来积极参与和平事业。他是美国一个反核武器和反越战争的主要和平组织SANE的发起人之一。五十年代，他曾一度加入社会党，后来因认为该党观点保守而退出。在他的工作领域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使心理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同时对弗洛伊德理论做出独到的、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发展。在他的同行中，很难找到有谁比他对政治问题更加关注的了。弗洛姆教授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远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通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在希伯来文中，精神和风是同一个字，正是因为弗洛姆教授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人，所以无论他的朋友或敌人都无法使他停滞下来。
现在，弗洛姆教授，在向听众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我想问您几个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在您的学生时代影响了您，并决定了您一生的进程？
弗洛姆：也许有几件事值得一提。当然，在事事操心的父母膝下做个独生子，对我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后来我自己又通过努力做了某些弥补。
首先是我的家庭传统起了积极的、至少是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于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双亲的祖上好几代都是犹太法学博士。我在这种古老的传统精神中长大，这种传统远不是现代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更多一些中世纪的味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远比我所生活的二十世纪的传统更加实在。当然，我上德国学校，入德国大学预科，德国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
这样，我对世界的认识就不是一个现代人的。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办》，听无数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