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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普鲁日尼科夫摸了摸破裂了的靴筒：满手是血。“有绷带吗？”
“深吗？”杰尼什克不安地问道。
“好象不深。弹片只划破了点皮。”
边防战士从浸透汗水的衬衣的下摆上撕下一块布片：“缠紧点。”
普鲁日尼科夫脱下了皮靴，拉起了裤腿。伤口流出了许多血。他把一方肮脏的手帕垫在布片下面，紧紧地缠了起来。包扎处马上就鼓了起来，但血止住了。
“会长好的，象狗身上的伤那样。”杰尼什克说。
萨里尼科夫走了过来。他露出为难的神色说道：“这里没有出口。只有这么个隔堵室。”
“不可能。”
“真的。所有的墙壁我都检查过了。”
“他们往这里扔个手雷也就高明了。”杰尼什克凄然一笑，“三人合葬墓。”
他们再一次在这个隔堵室里走了一遍，一米一米地仔细触摸着。对面墙根处有一大堆砖头，似乎是从拱顶上坍下来的，于是他们急忙着手清理。听得见地面上轰炸机俯冲的吼叫声、轰隆声：德国人开始早晨的轰炸了。头顶上在轰响。墙壁在颤动，但他们继续在扒拉砖头：在这个石头口袋里没有别的出路。
这是一线希望，但这一次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挪开最后的砖块，他们只发现结实的砖地——这个地下室里没有第二个出口。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德国人近在咫尺，只要一被发现，那么，往洞口里扔两颗手榴弹也就足够了。必须尽快离开。
“现在就走，趁着飞机还在轰炸！”边防战士喊道，“这阵子不会有冲锋枪手。”
轰响淹没了话语声。爆炸使尘土、灼热的空气、浓重的稍烟和腐烂的尸体的臭味扑进了洞口。汗水刺激着眼睛，顺着身体在流淌。焦渴难忍。
轰炸结束了，但空袭飞机的吼声和密集的枪声依然响个不停。轰炸机扔完了炸弹以后继续绕着要塞低飞，用大炮和机枪射击。
“走吧！”杰尼什克站在洞口处喊道，“它们在那边绕圈。走，伙伴们，趁他们没有再把路切断！”
他一步跨到洞口，看了一眼，马上又往后一跳，险些没把普鲁日尼科夫撞倒：“德国人。”
他们紧贴在墙上。飞机的吼声已经消失，轻武器的射击声显得更清晰了。但透过这种射击声他们毕竟辨清了脚步声和敌人的话语声：他们已经学会了从震耳欲聋的轰响里辨别出对他们构成直接危险的那种声音。
一个晦暗的人影在洞口晃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往这个石头口袋里瞧了一眼，立即就消失了。普鲁日尼科夫悄然无声地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心跳得如此厉害，以致他担心德国人会听到这种跳动的声音。
近处又响起了说话声。从洞口飞进一颗手榴弹，碰在地下室对面的墙上，但他们及时卧倒在地上，顷刻，轰隆一声。在这狭小的地下室里，这声音显得格外可怕和猛烈。弹片敲打着墙壁，近在眼前爆炸的臭烟烧灼着脸面。
普鲁日尼科夫既没有来得及害怕，也没有来得及为弹片从高处掠过而高兴。德国人就在旁边，在两步远的地方，他甚至没敢吱声，问问同志们是否受伤。应当趴着，趴着，一动不动，静候接踵而来的手榴弹。
但德国人没有再扔手榴弹。他们嚷了一阵就走开了，朝下一个地下室走去。脚步声远去了，传来手榴弹的沉闷的爆炸声：德国人在搜查邻近的一些地方。
“都没受伤吧？”普鲁日尼科夫问，声音几乎听不见。
“没有，”杰尼什克回答说，“别吱声，中尉。”
他们在这个地下室里趴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他们也没敢动一动身子，大气儿也不敢出，因为德国人就在旁边走动：他们那警觉的耳朵捕捉到听不懂的谈话声。由于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全身的肌肉都酸痛难忍。
他们不知道地面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射击声十分清晰，两次听到敌人关于放下武器的喊话。他们有几个小时的喘息，机会，但他们无法利用这样的时间，因为德国人己占领了兵营的这个地段。
夜间他们冒着危险往外爬，尽管这天夜里比前几天夜间更不平静。德国人严密封锁了河岸，照明弹把要塞照得通明，手雷的轰呜也没有停息。时而可以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德国工兵按部就班地用炸药炸毁墙壁、天花板、顶盖，给自己的进攻部队开辟道路。
杰尼什克自告奋勇去侦察。他很长时间没有返回：萨里尼科夫已在唠叨，说应当给个信号。但是没有听见附近响起枪声。普鲁日尼科夫不相信边防战士会一枪不放而束手就擒，因此他一直在等着。
终于听到了瑟瑟声，洞口出现了一个脑袋： “往外爬吧。轻点：德国人就在旁边。”
地面上阵阵扑鼻的尸臭味令人窒息，干渴的喉咙由于恶心而不时抽搐。普鲁日尼科夫尽量在用嘴呼吸。
到处都能听得见德国人的说话声、铁锹和十字镐的敲击声：工兵在墙壁上凿洞、布雷。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堆间长时间地匍匐前进，每一次发射照明弹时，他们就屏息不动地趴在地上。
他们终于爬进一个很深的坑，里面发散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坑底有三具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经过三天的闷热蒸腾已变得肿胀。但是在这里倒是可以稍事休息，观察一下，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应当返回教堂去，”萨里尼科夫坚决主张，“那里好歹有墙壁！水，我可以弄到。尽管要在敌人鼻子底下爬，但我会弄到水的。”
“教堂是个捕鼠笼子，”边防战士固执他说，“德国人夜里会摸到它的墙根那里，把它包围起来，于是也就完蛋啦。应当到指挥部地下室里去：那里人多一些。”
“可是水少了一些！那一次你在弹坑里睡了一天，我却在那里坐着：每个伤员都只能给一汤勺水，象给药一样。健康人只能咂巴自己的爪子。可是没有水嘛我就……”
普鲁日尼科夫听着这些争论，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整整一天他们躺在离德国人两步远的地方，他亲眼看到敌人的确改变了策略。德国工兵一个劲儿地在凿墙，埋设地雷，炸毁顶盖，象硕鼠一样在啃啮防卫阵地：应当立即报告这一点。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战士们。萨里尼科夫立刻不太耐烦：“我的任务没那么多。”
“自己人可千万别向我们射击啊，”杰尼什克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只能在暗处摸索。因为一喊——德国人就会向我们扔手雷。”
“应当通过兵营，”普鲁日尼科夫说，“不可能所有的地下室都是互不相通的，孤立的。”
“好不容易爬出来了，现在又要回去，”萨里尼科夫满不高兴他说，“不如去教堂，中尉同志。”
“明天去教堂，”普鲁日尼科夫说，“首先应当把工兵吓跑。”
“这是个主意，中尉，”边防战士表示支持，“吓跑德国鬼子，到自己人那里去。”
“然而。吓跑德国工兵的计划未能实现。正当普鲁日尼科夫一跃而起的时候，他那被弹片划伤的脚突然歪了一下，脚下的砖堆坍塌了。他摔倒了，顿时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把他头旁的砖头打飞了。
就这样，他们没能冲到自己人那里去，但毕竟是跑向了座落在穆哈维茨河岸的环形兵营。这个地段象死一样沉寂，窗洞里既见不到自己人，也见不到敌人。但是已没有时间加以考虑，他们随即跳进了最近一个地下室的黑洞里。紧贴着墙，德国人的皮靴就在头顶上橐橐地响。
“我们商量的时间太长了吧。”当一切都沉静下来时，杰尼什克说。
谁也没有来得及回答。黑暗中枪栓咔嚓一声，一个嘶哑的声音问道：“谁？我要开枪啦！”
“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是谁在那儿？”
“自己人？”黑暗里传出吃力的问话声，间歇中听得见困难的呼吸声。“从哪儿来？”
“从外面，”杰尼什克严厉他说，“哼，倒是找到了审问的机会：德国人就在头顶上。你在哪儿？”
“不要往前走，否则我就开枪！你们是几个人？”
“瞧，疯子！”萨里尼科夫恼火了，“呶，我们是三个人，三个。而你们呢？”
“一个人过来，其余的不许动。”
“我一个人过去，”普鲁日尼科夫说，“别开枪。”
他伸着两手摸索着向地下室那晦暗的深处走去。
“真想吃点什么，”萨里尼科夫悄声承认说，“现在最好来点汤喝喝。”
杰尼什克拿出一小片巧克力糖，掰了四分之一：“接着。”
“从哪儿弄来的？”
“借来的。”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
“怪不得不怎么甜。”
普鲁日尼科夫返回来了，他低声说：“四百五十五团的一个政治指导员。两条腿被打断了，在这里躺了两昼夜了。”
“一个人？”
“他的一个同志昨天被打死了。他说，他头顶上是个通往一层楼的窟窿。从那儿可以设法到我们的人那里去，只是得等到天亮：现在太黑了。”
“那我们就等吧。嚼一口吧，中尉。”
“这不是巧克力吗？有指导员的份吗？”
“有他一份。”
“走吧。你留下来放哨，萨里尼科夫。”
在对面墙根下躺着一个人——这是根据他那断断续续的呼吸和浓重的血腥味而知道的。他们坐到了他的身旁。普鲁日尼科夫向他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教堂里战斗，如何从那里出来、与德国人遭遇以及后来又如何躺在石砌的隔堵室里，憋得浑身是汗。
“就是说，你们躺在那里？好样的，小伙子们：有人在坚持战斗，可我们却躺着。”
指导员说话很困难。他呼吸急促，已没有力气作长叹了。
“唉，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