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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没有生育这些儿子的人，自然不允许对于他们享有这种“自然的支配权”
，因此，我们的作者说，“凡被生育出来的人，就因为他的出生一事，而成为生育他的人的属下”
，这话无论对与否，都必然取得如下的结论，即一个人根据他的出生不能成为不曾生育他的兄长的属下，除非我们能够假定一个人可以根据同一理由而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人的“自然的和绝对的支配”之下，或假定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即一个人只是因为是他父亲所生，因此由于出生应受他的父亲的“自然的支配”
，同时，一个人虽然不是他的长兄所生，因为出生也要受他的长兄的“自然的支配”。
７５。
那么，假如亚当的“个人的支配权”
，他对万物的所有权，在他死后，是完全传给他的长子，他的子嗣的话（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罗伯特爵士的君主制和“自然支配权”马上就垮台了）
，父亲因为生儿育女而获得的对子女的支配权，在亚当死后，他的已生育儿女的儿子们便根据与他们的父亲取得这种权利的相同资格，立刻平均分配这种统治权，这样，基于“财产权”的统治权同基于“父权”的统治权，便被分离了，由于该隐作为子嗣，独自取得了基于“财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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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而塞特和其他的儿子们则跟他平均分配了基于“父权”的统治权。这是对我们作者的学说所能作的最好的解释，在他赋予在亚当身上的两重统治权利中，如果不是其中之一全无意义，就是假如两种权利都必须同时成立的话，它们只能起到混淆君主权利，并在他的后代中把政府弄得乱七八糟的作用。 因为，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两种统治的权利之上，这两种权利不能一起传袭，他也承认是可以分离的，因为他曾经同意“亚当的儿子们根据个人的支配权，各有不同的领土”。
他使人对他的原则永远发生疑问，不知统治权究竟在什么地方，或我们究竟应服从谁，“父权”和“财产权”既是两种不同的权利，而且在亚当死后，便立刻落在不同的人的身上。 两种权利中究竟那一种应当让路呢？
７６。关于这点让我们把他自己对我们所作的说明来加以检验。他引用格老秀斯的话告诫我们说：“亚当的儿子们在他没有死以前，因为亚当的赏赐、指定或者某种的让渡，借着个人的支配权，已各有自己的权利领域；亚伯得有他的羊群和牧地，该隐得有他的田地和挪得的土地，在那儿建立了一座城”。讲到这里，当然需要问起，在亚当死后，这两人中究竟谁是统治者。 我们的作者回答说是“该隐”。但他是根据什么条件呢？
我们的作者讲：“他是元祖们的许多继承人中的一个继承人；这些元祖是同族人们的自然的父母！他们不仅是自己的子孙的君主，而且是他们的兄弟们的君主。”但是该隐继承的是甚么？他没有继承全部所有物，也没有继承亚当的全部“个人支配权”
；由于我们的作者承认，亚伯由他的父亲分得权利，“借着个人的支配权，自己领有做牧地的土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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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亚伯根据“个人的支配权”而得到的东西，就不在该隐的支配权之内，因为他不能对于已经处于别人支配权下的东西，再具有“个人的支配权”
，因此该隐对于他的兄弟的支配权，便随着这个“个人的支配权”而一道消失了。 于是便暂时存在着两个统治者，而我们的作者所虚构的“父权”资格便归无用，该隐也不是他的兄弟的君主，要不然的话，假如在亚伯有“个人的支配权”的情况下，该隐仍旧拥有他对亚伯的统治权；其结果将是，不管我们的作者怎样持相反的意见，“治理权的第一个根据和原理”
与财产权便没有别的关系。虽然亚伯在他的父亲亚当死去之前就先死了，但是这与论点无关，因为不论是说亚伯也好，塞特也好，或者任何一个不是由该隐所生的亚当的后裔也好，都能用这一论点来批驳罗伯特爵士。７。当他说到“挪亚的三个儿子，由他们的父亲把全世界分配给他们”时，他也遇到同样的难题。 试问在挪亚死后，我们在三个儿子中哪一个身上发现了“王权的建立”呢？假如三个儿子都有王权——我们的作者似乎是这样说的——那么，王权是基于土地的所有权，是根据“个人的支配权”
，而不是基于“父权”或“自然的支配权”了。 于是父权作为王权的源泉之说便要倒台，那大肆夸张的“父亲身份”也就完全消失了。 假如把“王权”传给作为挪亚的长子和继承人的闪（Ｓｈｅｍ）
，那么，我们的作者所说的“挪亚以抽签分配世界给三个儿子”一事，或者“他周游地中海十年，将每个儿子应得的土地指定”一事，都是白花气力。 而且他把世界分配给三个儿子，是得不到任何好处或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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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挪亚死后不管他生时的诺言怎样，闪都应成为他的兄弟们的君主，那么，挪亚分给含和雅弗土地的诺言便没有什么价值了。 要不然，如果这个授予他们以对于分得的土地的“个人支配权”的承诺是有效的话，于是便建立起了两种不同的权力，彼此互不从属，从而引来了他们收集起来用以反对“人民权力”的全部困难。关于这点，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只把他的“人民”两个字改为“财产权”罢了。“地上世界的一切权利，或是从父权派生，或者是由父权的篡夺而得，除此之外，无论什么权利都没有任何别的起源；因为，如果承认有两种权力，双方不相从属，那么，谁是最高的权力，便发生永远不停的争议，两个最高的权力是永远不能协调的。如果父权是最高的，基于个人的支配权的权力便不得不从属和依存于它，反之，如果基于财产权的权力是最高的，父权便不能不屈居其下，没有财产所有者允许便不能行使，但这事必然会破坏自然的部署和进程。”
这是他自己反对两种不同的独立权力的议论，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把源于财产权的权力替代了“人民的权力”而已。 当他在这儿把他自己极力反对两种不同权力的论证答复了之后，我们可以更明白地理解他怎样能够从“亚当的自然的和个人的支配权”
，从并不总是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两种不同资格“父权”和“财产权”中，在一切可以接受的意义上，探寻一切王权的根源。从我们作者的自述中显然可以看出，在亚当和挪亚两人死后，继承问题发生的时候，这两种权力便立刻分开了。 可是我们的作者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把它们混在一块，当他觉得它们适合于他的目的时，决不放过利用它们之中任何一个的机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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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荒唐的理论，在下一章里将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对亚当传授统治权给后世国王的方法加以考察。
第八章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７８。罗伯特爵士提出来作为亚当统治权的那些证据既不十分确切，他的关于统治权转移给后世君主之说，其遭遇也不一定好多少，如果他的政治学说是对的话，那么这些后世君主们都必须从亚当那儿取得他们的权力。 他所拟定的转移权利的方法，散见于他的著作中，我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他在序言里告诉我们说，“亚当是全世界的君主，他的后裔除得到他的授予或许可，或继承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取得一切东西的权利。”在这句话中，关于亚当所有一切东西的转移，他提出两种方法，这就是“授予”和“继承”
，“任何的王都被认为是或将被认作是最初的祖先——他们最初是全人类的生身父母——的逐代最近的继承人”
，“不论是有多少人的一个人群，就其本身而言，其中必然有一个人被认为是亚当的最近的继承人，而自然具有做其余人们的君主的权利。”在这两处地方，他相信“承袭”是把君权转移于后世君主的唯一的方法。“地上世界的一切权利或是从父权派生出来，或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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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夺父权得来。“”现在和以往的一切君主是，或曾经是他们的人民的父亲，或者是这些父亲的继承人，或者是一些篡夺这些父亲的权利的人。“在这句话中，他把”承袭“或”篡夺“当作是君主们获得这种根本权力的仅有的两种方法，但是他又告诉我们说：”这个父权的帝国，由于其本身原是世袭的，所以也可以由特许而让渡，也但是为篡夺者所夺取。“由此可见，承袭、授予、篡夺都能转移君主的权力。 最后，最使人惊叹的，就是他说了这样的话：”君主们以什么方法——或是选举，或是授予，或者是继承，或是任何别的方法——取得他们的权力都无关紧要，由于使他们成为真正君主的，并不是获得王位的方法，而是以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方式。“我相信这句话是对他的关于以亚当的王权作为一切君主获得王权之源泉的全部”假设“和议论的一个充分的回答。 如果要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君主“
，只要“以最高权力统治，而与他获得权力的方法无关”
，那么，他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不必像他所做的那样，在书中各处，把继承人和承袭大讲特讲地讲了那么许多。７９。借着这种令人注意的方法，我们的作者可以使倭利佛或他随便想到的任何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君主”
，假如他自己有福气生活在马桑尼罗的政府之下，依照他自己的这个原则，他想必会忍不住对马桑尼罗输诚效忠，祝福他“吾王万岁！”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