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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把箱子藏在床铺底下，过一两年就拿出一件首饰去卖掉，给三个人添置些春夏秋冬的新衣服，买一些鱼肉回来改善生活，以报答两位兄弟的救命之恩。他还买来一把二胡，和他们一起自娱自乐。他们经常在一起合奏的有《月儿高》、《东方亮》、《北漠雁》、《干身佛》，还有《二泉映月》。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年。到了1976年冬天，大姚小姚接到家乡人捎来的信，说那边早就形势平稳了，叫他们回去重新搭起乐班，说老家可以唱庙会了。
大姚小姚高兴得恨不能立马登车返乡，又不忍把老姚一个人丢在山里，就商量带他一起回河南，反正他也想不起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就把他当老大哥照顾一辈子吧。
大姚小姚一直猜测老姚是北京人，因为郭璋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四十多岁才离开北京，讲普通话很标准。恐他嫌河南阳原穷，便以那里的民间道教吹打乐历史悠久，流传民间最广泛，乐班将来一定可以重整旗鼓来鼓动老姚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说，从历史上的清道光年间起始，阳原宗教盛行，庙会、祭祀活动频繁。每年必请乐班的庙会就有正月十五真武庙、二月十九大悲寺、四月泰山庙、五月关帝庙、七月初一金山寺等，都是艺班大显身手的时候。除了寺庙活动，乐班还要在每逢节庆或节气的时候演奏，比如“四头八节”——四头为四季之首（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八节为正月初一元旦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三月上旬清明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鹊桥会、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腊月初八冰山节。此外还有一些道教的俗节，如七月十五中元节、腊月二十三祭灶等，有乐班吹吹打打过节才有气氛。百姓不论贫富，每逢婚丧嫁娶乐班都会被邀请去吹打演奏，这早已成为了民俗。
老姚动心了。一个人留在这里实在太孤单，再者，曾听一位来买水果的镇上人说，这座会所的主人是个老右派，快从牢中出来了。反正自己孤身一人，又同大姚小姚共同生活了八九年时间，颇有感情，大家谁也不舍谁，何不跟他们去了！ 一年到头不少活干，拉拉乐器，身子骨还行。
说走就走。老姚又卖了一件首饰作为路费，把乐器什么的，还有这八九年添置的所有东西，盘盘罐罐、破衣烂衫，一样也不丢统统打包带走。穷家值万贯啊！ 上路前的紧张忙碌，累得老姚有一天倒下去了。仰面朝天直拍到地面，脑袋重重地磕在床腿上，天旋地转，他登时昏死过去。大姚小姚把他送入医院，在那里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为此，大姚小姚推迟了还乡的行期，天天在医院陪老姚。
到了1977年的春天，三人踏上了回中原的归途。大姚小姚在几天的火车颠簸中一左一右地照料着老姚。老姚的头还是一阵一阵地疼，一阵一阵地恍恍惚惚，一阵一阵地闪过一些仿佛熟悉又不太清晰的支离破碎的记忆残片。在同一节车厢里有一个面部曾被烧伤过，而今留下狰狞疤痕的男人，老姚却盯住他不眨眼地看，并自言自语地道，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他是谁呢？ 直到那疤痢脸男人中途下车后，老姚还在发愣，苦苦思索，他是谁呢？ 我看到过这样一张脸，肯定在哪里看到过。
到了阳原，三人同另外十六人组成艺班，住在一座寺庙的厢房里，这里的厢房有三十多间。寺庙建在高台阶上，每当踏着这些高台阶出出进进，老姚都有一种感觉，仿佛早年在这些高台阶上日日走过，上上下下，似曾相识，倍感亲切。多年前的高台阶是哪里？ 今天走踏的这座高台阶跟那些高台阶有什么联系？ 他的脑子里时常出现一些混乱的意识和感觉，连夜里做梦也仿佛能看到凭空多了一双眼睛，细眯眯的含着傻笑在空气中自由穿梭……
还有一张不完整的男人脸，没有眼珠，布满恐怖的疤瘌，鬼一样地围着他飘移不停……
艺班那时还没有太多法事可做。为了表明进步，他们演奏革命样板戏。老姚有了用武之地，京胡拉得有板有眼。
有一天，艺班要给县里领导表演京剧《智取威虎山》，就把台子搭在风景优美的公园里。公园里正好有一池荷花在风中摇摆。老姚坐在台侧，身下就是那片红荷。他一边拉着“打虎上山”唱段，一边望着那片荷花，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大脑里又闪出那双细眯眯的眼睛，朝他一眨一眨地，另一张鬼脸也朝他一点一点地凑近，他只觉一阵寒战，眼前金星进溅，迷眩过后转向黑暗的深渊……
京胡悠远的弦音戛然而止。
人们七手八脚把昏倒在台侧的老姚抬到旁边的民宅中。他仍然昏睡不醒。人们看他呼吸、脉搏都正常。估计他年岁大了身体虚弱，休息一会儿就会好。大姚小姚两位好兄弟一直守在他身边。
老姚能感觉到自己在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游荡，一忽儿是在郭庄大屋书房里，一忽儿又在广东那座废弃的会馆里……那个傻笑着的细眯眼又出现了，一忽儿是扎小辫穿花裙带着糖葫芦翩跹在老胡同里，一忽儿是剪短发穿小花绸衣黑绸裤在竹林里扑蝶……鬼脸男人也挤进大屋，徘徊在荷花池上方，无腿无臂飞在空中，不倒翁似的飘来荡去……似梦似幻，痛苦挣扎了一番，这处那处有些分明，朦胧人物关系也理清楚……
老姚忽地坐直身子诈尸一样，吓了大姚小姚一大跳。老姚大声宣布：我知道我是谁了，我叫郭璋，家住胶东半岛的郭庄，家有小女小婿二人，均有残障，他们离不开我！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片刻愣怔之后，大姚二姚一齐搂住了郭璋，激动地大叫：他恢复记忆啦！ 第二天大姚二姚还有艺班的乡亲们热情地把郭璋送上了开往山东的列车。郭璋挥泪告别，喊着日后必定回来看望救命恩人，被列车带离了河南。
郭璋这一醒来，已是1977年的初秋。他沉睡了许久，屈指算来，从1967年夏天至1977年秋天，整整十年啊！ 九九她好吗？ 十年的艰难日子，会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子呢？ 十年来她要独立支撑这个家，照顾丝毫没有自理能力的正信。正信怎么样了？ 这十年间他的残缺的机体还正常吗？ 会不会出现别的问题？ 带着满怀焦虑，十分挂念，郭璋下了火车雇了辆摩托三轮，连夜往家赶。到达村里已是夜里十二点钟。他直跨上自家大宅的高台阶，举手叩门，却发现门上挂着那把大号的将军锁。一种不祥的感觉使他的心顿时抽紧，手抚冰冷而生锈的锁头，身子摇晃着倒了下去。
清晨四点多钟，有拾粪老农从大宅前经过，发现躺在门前的郭璋，慌忙跑过来把他扶起。
郭璋倒在门前只是身体连日劳顿加之家门上锁感觉不妙，眼睛睁着，意识清楚。拾粪老农是陌生面孔。当然对方也全然不知郭璋是谁。
“文革”刚结束，村子里和市教育局那边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样，还是慎重些好。他佯称过路者，在此休息。拾粪老人蹲下来点上一袋烟，此时天还没亮，四周无人，寂静的清早就他们两个人在街上。
郭璋指着大宅打听里面住的什么人，老农神秘地告诉他：都死了，做鬼啦！成分不好。老的跑到广东，死在那边。闺女中暑死在山上。
女婿没法活了，被送到县里荣军院，听说那儿啦！ 也有人说没死，还在荣军院住着。
郭璋忍住没有失声，眼泪却汩汩流下，天色微暗，农夫没有发觉他的情绪变化。郭璋又问到老支书，就是我姥爷。那老农叹道：好人哪！ 可惜得胃癌死啦！家里也空了，老太太到城里给大儿子看孩子去了。
郭璋哀叹，这十年，亲近的人一个个都去了另一个世界。郭支书、九九、正信……也许正信还活着？ 得去荣军院探个仔细。
他抱着能与正信重逢的一丝希望，跌跌撞撞趁天亮被人发现前跑出村庄。走到公路边等车那个地方，星星样繁茂的野花依旧绚烂着。
他不禁想起十年前出走那个夏日早晨，九九用独轮车推着正信来送别的情景，再也抑制不住失去唯一爱女的巨大悲恸，放声大哭起来。整个山间没有一个人，整条公路没有一辆车，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哭个痛快。从九九出世那天起，他就决意做一个好父亲；从发现九九是个弱智女孩儿那天起，他就发誓此生只为女儿活着；从爱妻去世那天起，他就独自挑起养育女儿的重任。有女儿在，无论她是否健全，他都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 找到荣军院，女院长接待了他。在这里，他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碎了。爱婿真的去了，紧跟着九九身后。她们夫妻结伴去了那个极乐世界。他想知道正信的骨灰存放在何处，女院长便翻出了记录，找到负责刘正信的保健人员。从这里登记的家属名单中找到了于莺和刘援朝的名字。保健人员也清楚地记着，刘正信自从医院转入荣军院，到他突然去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个月零九天。这期间，于莺母女轮流几乎天天来照料和陪伴他，可惜他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心脏猝死。是于莺母女为他料理的后事，并抱走了骨灰盒，说是要把他送到他妻子身边。大概合葬了。
荣军院登记的是于莺的老地址，郭璋很熟，下午就找到了那里。
踏进这个熟悉的学校宿舍大院，郭璋身不由己地走到昔日自己家居住的那两间平房。那时候，这个家很小却很温暖，有九九、有勤快干净的姜妈，后来他们又把正信接到这里，全家人生活得快乐而简单，温馨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于莺原先住的房子已分给了一位年轻老师。那位老师便把于莺现在居住的这处离休楼的地址及楼号抄给了郭璋。于是郭璋在傍晚离开旧日学校宿舍，步行了很远才找到开往郊区的公交车。公交车在山脚下的终点站停住，郭璋又在暮色中上山，沿山间公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了17号楼。
于是，于莺空荡荡的楼里就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