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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正赶上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她又是个女的，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老爸，总之，当官的云梯一级一级都为她搭好了，从此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从干事、秘书、科长、副县长、县长，一直到当上西源市的常务副市长。可是，说句心里话，我和她在感情上是愈来愈淡了，她官升一级，我和她就疏远一分。
在世俗的社会，职务的差距同时也悄悄地拉开了人们心灵和友谊的差距，这已经是既十分无奈又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和梁佩芬在青春年少时结下那段真诚珍贵的情谊，那是很难从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命运真爱跟人们开玩笑啊。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和梁佩芬各自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年见不上几次面；现在可好，得天天见面，只是她在铁窗之内，我在铁窗之外，她成了我的阶下囚，我成了她的管教员。
任思嘉——
亲自送梁佩芬来服刑的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当天就离开清水潭。梁佩芬和陪同她一块来女监的丈夫杨罗亭，在女监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赵监狱长亲自领着他们来第五大队报到。
洪月娥进城订生产合同去了，王莹、董雪都带领女犯下车间，章彬彬和我在大队部“恭候”。
女监每个大队那一层楼的楼梯口，都有一扇成天紧锁的栅栏大铁门，而且有一名“宽管”的女犯值勤。章彬彬“哐当”一声打开铁门的时候，把梁佩芬让了进来。她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与梁佩芬素不相识。但她跟站在门外的一位中年男子打了招呼：
“老杨，你好！”
叫老杨的那个男人满脸讨好地笑着：“章副大队长，请你多多关照！”
这个老杨叫杨罗亭，是梁佩芬的丈夫，戴一副金边眼镜，西装革履，大背头油光可鉴，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章彬彬和梁佩芬是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和她的丈夫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熟悉了。
再说，他也是西源市哪个部委的头头，很有身份的人物，所以跟女监干部打交道，可不像一般女犯的家属那样畏畏缩缩，战战兢兢。
杨罗亭一边说着，一边就想跨进铁门。章彬彬很快抬起一只右手，把他挡在门外。她说：“老杨，对不起，请就此止步吧！”
笑容从杨罗亭脸上消失了，换上恼又恼不得、哭又哭不出的尴尬。他绝没有想到章彬彬会如此公事公办吧，转身瞅着赵监狱长，显然希望她能帮腔说话。
赵监狱长笑而不语。
杨罗亭就脸孔通红：“我、我就进去几分钟，看看佩芬住得怎么样，真的，只要让我瞅一眼，我就放心，我马上就出来。”
章彬彬扶在门框上的胳膊不肯放下来：“对不起，我们女监还没有由亲属陪送犯人进号房的先例。让女犯们看到一个犯人享有这种特权，我们这个大队就不好管理了！”
赵监狱长请求谅解地笑了笑：“杨主任，对不起！请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此止步吧！”
杨罗亭万分无奈，只好与梁佩芬匆匆对视一眼，有点生气地转身走了。
“哐当”一声，铁栅门重又关严而且落下大铁锁。这种钢铁与钢铁碰撞的声音铿锵而激越，象征着监狱囚禁罪犯制裁罪犯的绝对权威。我看见梁佩芬的身子轻轻战栗一下，脸孔立时惨白如纸。
“ＯＫ！”我在心里欢叫一声。我想，好一个章彬彬，你这头一招干得真漂亮，现在要看下面怎么面对你的老战友了？
章彬彬迳直在前头引路，通、通、通，看来走得镇定而沉稳。进了大队部办公室，章彬彬把门虚掩上，给梁佩芬倒了一杯水，拉过一张椅子让过坐，嘴唇颤抖了好一阵，终于开口了：
“佩芬，你、你、你咳，我真的没有想到”
“彬彬姐！”梁佩芬像见到亲人一样，又伤心又委屈，眼里早已噙满的泪水，哗哗淌下来。“我、我我工作中是有错误，可我当了十几年的县、市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我不该落到这个地步，我、我要申诉”
我看见章彬彬眼里湿润润的有了泪意。她耐心地劝说梁佩芬：“申诉是每个犯人的权利。但是，佩芬，我昨晚花了一个通宵研究你的档案材料，我劝你别白费神了！”
“为什么？”
“你这个案子，认罪事实清楚，罪证取证确凿，量刑标准适度，无论怎么挑剔，在法律上都站得住脚的，你怎么申诉也没有用。”
“彬彬姐！你、你也这么说”梁佩芬欲言又止。
我想到她们老友重逢，而且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重逢，该有许多话要说吧，就准备开门走出办公室。可是章彬彬叫住了我：“别走，任思嘉，新犯人的入监手续还没有办完呢！”
我听出章彬彬说这话的口气很冷，脸上是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表情，只得留下来执行任务。
“彬彬姐！”梁佩芬苦泪汪汪地望着章彬彬，还想说些什么。
“佩芬，梁佩芬！”章彬彬提高声音截住梁佩芬的话，“你站起来，咦，站起来呀！”
梁佩芬慢吞吞地站起来，一脸的无奈。
章彬彬绷紧了脸，与刚才判若两人：“梁佩芬，你认真听着，你现在不是市长，而是罪犯；我不是你的彬彬姐，是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章彬彬。监狱中一举一动都是有规矩的。等会儿，你的中队长，呶，就是这位女警官任思嘉，会发一本‘５８条’给你学习。记住，你对干部，要称大队长、中队长、管教员，对犯人，要称‘同改’，或者叫名字。”
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像锋利的刀子从章彬彬嘴里蹦出来，仿佛要把她与梁佩芬二十多年的友谊一刀两断。刚才委屈得想哭的梁佩芬，眼里收起泪光，换上一种无言的冷漠。
“你住在９号号房，走！”章彬彬掉头往外走去，“现在，我们就去给你安排一下。”
章彬彬和我把梁佩芬带进９号号房，安排在靠窗的下层铺位。这个号房只住八个女犯，靠南窗的铺位既通风又光线充足。
我心想这算是章彬彬对梁佩芬的照顾了。
随后章彬彬抱来两套号服，说：“梁佩芬，这是你的号服、号标。”
梁佩芬惊愕地愣着，不愿伸手去接。
章彬彬说：“这是监狱的规定。全世界的监狱都这样，除了内衣内裤，犯人的外衣外裤都是由监狱统一发放的，一律不准穿自己带来的服装。任思嘉，执行你的任务。”
我走到梁佩芬跟前，示意她举起手来。她知道是要搜身检查了，不悦地嘟哝着：“这、这，有这个必要吗？”
“梁佩芬！”章彬彬厉声喝道，“我说过了，监狱有监狱的规定！”
我也严厉地喊了一声：“梁佩芬，请举起双手！”
梁佩芬把手徐徐举起，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恼怒。我摘下她的手表，从她兜里掏出指甲刀和钥匙串。
“这些都是我的日用品，你们也要没收？”
我说：“女监早起晚睡、上班下班，都以铃声为号，犯人不需要手表；至于指甲刀、钥匙串，为了犯人的安全，不准私人保管。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一一登记，有的交给你家属，有的放在中队办公室保管。”
我又从梁佩芬兜里搜出一大沓人民币，也在清单上一一登记了。
梁佩芬又不满地嘟哝：“连钱也要没收？”
我解释说：“不是没收。女监规定犯人不准保管现金。今后你家属给你的钱也必须有个限量，而且也得交干部保管。我们会帮你换成代用券，你可以用代用券到监狱服务部买生活日用品。”梁佩芬对金钱几乎有一种特殊感情，看着一大沓人民币被搜走，她气得快疯了：“这、这，你们是根据什么王法？”
章彬彬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监狱就是监狱，不是高级宾馆，不能让犯人过太好的生活，这样有利于犯人的改造。”
梁佩芬连连摇头：“不可理解，不可理解！我要买点小用品怎么办？”
我当即给梁佩芬兑换了五十元代用券。那是一种用牛皮纸印制的相当于五分币大小的小纸片，上面加盖女监印章，有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一角等等不同的面值。仅仅从这件小事，我看到如今监狱对囚犯的管理是何其周到细致。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严禁囚犯身上带钱，剥夺他们购买必需用品的权利，这当然是极不人道的。改革开放后，允许囚犯收受亲属寄来或带来一定数量的现金，随之又产生了某些弊端：如不守法纪的罪犯用现金收买管教干部，用现金役使其他罪犯代替劳动，用现金购买太多的生活用品过奢侈的生活，还有，万一囚犯越狱逃亡，有了现金他们也在行动上更为方便。有鉴于此，把现金改为代用券并且限制囚犯使用的数量后，以上弊端就基本杜绝。
梁佩芬盯着一大叠代用券发愣的时候，我已经打开她的一只衣箱。箱里除了衣服裤袜之类，竟有一个精致的化妆盒，里头有小镜子、小梳子、画眉笔、唇膏等等，我心里非常想笑，但是忍住了。对梁佩芬说：“除了镜子和梳子，其它化妆品你都用不上了。”
梁佩芬睁大眼睛：“为什么？”
章彬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梁佩芬呀梁佩芬，你怎么还不知道这里是监狱？你如今是犯人！”
梁佩芬不再吭气了，以下的检查就比较顺利。最后，我在她的衣箱里发现好些食品盒，有火腿肠、牛肉干、巧克力、高级饼干等等，我指着这些东西跟章彬彬交换一个眼色，章彬彬对我摇了摇头，我便装作没有看见匆匆关上箱子。
整个检查过程，章彬彬就算这件小事给以通融，手下留情。
我心想，章彬彬还是很念旧的。
接着，我要领梁佩芬去卫生间换号服。梁佩芬非常抵触，在章彬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还是乖乖地去了。她脱下质地极好的西服和套裙，再换上灰不溜秋的既无线条也无性别的号服，原西源市常务副市长的风度一扫而光，离标准的女囚，只剩下最后一道程序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