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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回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找和他时常
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
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
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是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
他的文章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在香港，我呆了将近六年，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与从文表叔写过许许多多
的信。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着一架相
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
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
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见
到民警同志也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
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
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
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
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
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
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
对工作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
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
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的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
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的时候……
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
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
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
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
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
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
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以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三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徒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
“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
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
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
别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了，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
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
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
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
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
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
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
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
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
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
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
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
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
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
己却早已习以为常。
四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
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
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
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
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
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
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
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
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
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
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
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刘一
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
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
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30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
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
五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
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
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
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
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
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
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
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
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
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奇大无比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
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
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尽管是
在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
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好笑起来：“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
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
“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
莫展。
我说他的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
我开过一个学术研究的100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
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40年的小说生涯越来
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