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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4年第6期-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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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瓦片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起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7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起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1961年下半年,起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工艺的研究也有进展,实现炸药透镜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艺制成的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比较肥硕,体积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药工艺的研究客观条件差,一时难以成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第一个试验性产品内爆聚焦方式采用起爆元件聚焦。由于决策的科学、民主、周到、稳妥,王淦昌虽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采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炸药透镜聚焦方案,转而和陈能宽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设计、调整起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导的泡沫炸药等后来在70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并在其后的核武器研制中派上了用场。上述决策后,九所爆轰实验室集中力量开展起爆元件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打了百余炮,设计调试成功了第一个起爆元件,并通过爆轰传播规律与驱动规律的研究,于1962年底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 
  刘文瀚说,在17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然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瀚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一次看到黄色炸药的时候,让我抱着走,非常害怕,好像这个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刘敏一起看着炸药,等别人没有来,又害怕它炸了,我们就把门给锁上了,后来别人取炸药开不了门,只好用锯锯开。炸药工房冬天非常冷,还不能穿皮鞋进屋,怕你把沙子带进去,我们要把皮鞋脱了,光着袜底儿进到里边去安装。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安装,到里边看了看。哎呀,这里边实在太冷了,怎么这些同志都是光着袜子进来的。这样好了,给他们一人买一双棉鞋吧,专门做工作鞋。这王淦昌说了话了,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别的人没法跟他们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气候里,不说违心话是很难生存的。 
   
  天下第一大事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 
  1960年11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当然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40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1960年12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7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3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3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1961年1月12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摄氏零下25.5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13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1月2日到11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1050吨煤,至今只收到200吨(正常情况2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235吨煤,其中125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6日5012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我们那时住在帐篷,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另外喝水也很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时候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我们在帐篷里怎么睡觉呢?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就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到了1961年的冬天,粮食就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特别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食,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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