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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１９６４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你整个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你整个就会拖延，就是说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总是这样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杜文敏在那儿发言，当时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是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是这个意思，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也是争取１９６４年，留半年余地，他也是最后留了半年。留半年就是１９６５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得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扩散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用。这都是经验教训吧。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是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地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要努力多学些，知道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从中南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呢，首先是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他们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的时候，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个技术上，钻的越深越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考虑，在这个里面去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善于在这个里面呢来加以考虑。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边就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这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从这个里面来分析。我自己也没有更多的经验，中心的问题就是靠大家。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后来到１９６２年一年的时间，头发一下就秃了。
三罗布泊升起蘑菇云
只准看不许说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美国的科罗纳间谍卫星辨认出了罗布泊基地。不过，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
１９５９年，中央军委批准了在罗布泊筹建核试验场的勘选报告，在由工程兵负责勘察选址、设计与施工的同时，新组建起来的核试验部队也开进了戈壁，先行参加核试验场的勘察和建设。王成富说，要往大西北开拔了，听说是去执行新的任务，我们部队先搞了几天动员教育。当时政治审查特别严格，对每个人都要查祖宗三代。具体干什么？不准打听。我们副团长是老功臣，打仗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政审就没选上。为啥？家庭出身不好。部队离开辽宁庄河是４月３日，徒步，急行军，到火车站乘军列。走了好几天，坐在闷罐车里，头几天还能见到一路上有山有水，后来就越走越荒凉。军列到了尾亚，这里是甘肃和新疆交界的地方。我们原来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火车停了，卸车，还以为到了目的地，可又把从火车上卸下的东西装上汽车，还要走。东西多，车少，好多东西装不上车，就送给老百姓了。我铺的草垫子是入伍时发的，也丢在了尾亚。自小就没出过远门，心里担心，又往哪去呀，我将来还能回老家吗。壮起胆子问连里领导，他们也说不知道。坐上汽车又走了几天，吐鲁番到了，下了汽车，该不走了吧？还走，徒步行军，一直走到托克逊才停下来休整。我们见这地方的老百姓尽是高鼻子，大胡子，叽里咕噜说话，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大家悄悄议论，说这怕是到了苏联吧！不是有个电影叫《列宁在一九一八》嘛，模样都长得差不多。这里风大，呆了几年，体会特别深。１９６４年那个夏天，我们修配厂钣金组的人被拉到试验场，就在那个大铁架子附近，给地下工号包钉铁皮。６月天气，热啊，气都喘不上来，全都脱了，只留一条大裤衩。有一天吃中午饭，工号里实在憋闷，我心想房顶那儿透风凉快，就悄悄爬到顶上去。没想到房顶让太阳暴晒得像热铁鏊子，烫得人脚板站不住，刚想下去，一股旋风卷过来，我双眼一闭赶紧趴下了。这风叫龙卷风，特别厉害，我们房顶上钉在一起的５０张铁皮全都给呼一下掀起来，飘了好远才落下来。他们赶紧从工号里跑过来，见我还趴在铁皮上，说你的福气真不小啊，坐了一回土飞机。
罗布泊风大，气候严酷，自古有名。古代僧侣途经这里时，曾有过这样的记述：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幸存，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即便是现在，都有许多闯入者遭难遇险，最终销声匿迹。
显然，要在这样一个地方生存，搞核武器试验，必须对这里的气象有足够的了解。事实上，在罗布泊建场初期，核试验的气象保障工作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天气往往是核试验的大敌。美国的首次核试验原定在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５日，就是因为风暴原因而推迟到第二天早上５点３０分。苏联首次核试验同样也是因为当天下了雨，能见度降低，而且风力加大到每秒１２至１５米，爆炸时间只好从８点提前到７点。并且，他们这两次核试验都由于天气因素而影响了测试工作。
张蕴钰说，我在１９４６年就看过核爆炸的片子，那个时候我到南京周总理的办事处过八一，租了个片子到办事处去放，是一部美国影片《女战士》，我就是从那里边看见的。到了基地，１９５９年６月我们在地窖里开常委会，我看见一窝燕子，我说不要打扰它。搞了没多久，国家就开始困难了。那时候很苦啊，就那么顶着。后来，他们让我下马，当时是科委的安冬和钟赤兵他们传达的，说现在不行，原子弹在哪一年还不知道呢，下马以后部队搬到无锡。我不同意。你只要搞，哪怕投资少一点儿，我们慢慢干嘛。那时我们叫下马骑驴不扬鞭。气象这个事情我是很注意的。怎么注意气象呢？过长江，这也算经历吧，我们先打到长江边，到长江边有个水文站，那个时候国民党都跑了，政府也都跑了，只剩下气象员。我们那时候又没有钱又没有什么的，说就给他供应粮食吧，给他粮食吃，叫他还报。所以过长江水文还是个很重要的情报，我们就靠水文站知道江里流水的情况。那时候是四月，正是桃花水的时候，有时涨得很多，有时很急嘛，那时候也注意这个事。到了朝鲜，我也是叫他们听平壤的气象台，我注意这个气象的事。当然到了罗布泊更得注意了，很注意搞原子弹的气象问题。那时气象很简单，放个气球，拉个罗盘测量测量，风向风速都是地面的，高空的气象不知道。
到基地几个月后，韩云升到北京领取气象器材。一天晚上，他被通知参加张爱萍副总长主持的一个会议。韩云升说，六月份我出差到北京，科委二局的一个参谋高杰打电话说，明天你到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去开一个会。他也没说是什么会。第二天到那儿一看，是张爱萍副总长主持召集的会。参加会议的是哪些人呢，有工程兵的陈士榘司令员和计划处的一个处长史国华处长，还有空军的气象部副部长姓耿，还有一个参谋加我一个。这个会议主要是让工程兵的处长汇报一下，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