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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徐邦安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十分严密，通过岗哨时都逐一点名，查对车号，绝不能由于工作疏忽而使人受到伤害。九队绝大部分人员撤到开屏，距７０１大约有６０公里的一个参观点，那是一片平缓的高坡地，视野开阔，在场区方向竖起一面红旗，指示爆心方向。高坡上有几个高音喇叭，可以直接转播主控站的动态和报时信号。九队主要技术领导都撤到主控站，集中在走廊顶头有６个望孔的观察室内，我陪同领导在这里等待零时。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当时不少领导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一个劲地吸烟。有时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这几天，驻扎在二机部几座工厂和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高炮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刘杰说，我当时没有去现场，为什么呢？他们到前方去了，这边还有很重要的工作，一个是前后方的联络沟通，一个是准备万一，以应不测。因为这个在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总理讲的，我们有了第二套，我们就有了保证。所以，从开始确定爆炸的时候，总理就考虑这二套的问题，假设敌人要是破坏了我们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重新选场啊，设计啊，准备第二套。那个时候人员的转移、材料的转移，疏散专家，设高射炮阵地，弄伪装网，伪装了半天也不好弄，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到爆炸之后，紧跟着一个任务，就是把放射性云雾走的这个过程，它的影响如何搞清楚。那时候上上下下都抓得非常紧，因为一是国际形势比较紧，二是我们的许多工作经不起拖拉和失误，经受不起损失。周总理有时也发火，一次总理批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那不是准备敌人要来轰炸嘛，要做许多预防工作。我们一个工厂把一批原先从苏联进口的设备运到酒泉，放到一个仓库里边。这设备很贵重，需要保温，他们就生炉子，结果着火了，烧了。总理知道了，当天晚上就把我找了去，把公安部，把部里边的保卫局长也找了去，狠狠地发脾气。你们这样不负责任，这样的设备，为什么把它烧掉了？最后，总理说谁负责任，谁的责任？结果，保卫局长也不敢吭气了。我说总理我负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管理得不好，受了损失。总理后来也就慢慢平息了，说这个要想办法，能够补救的补救，能修的能用的话就修理。
刘柏罗说，那时候准备了敌人要来，防御主要靠一个是飞机，一个就是高射炮，而且是几层，从咱们的边境一直到试验场，层层防御，这都作了部署。而且还专门汇报了一次，高射部队多少，调了多少人，空军做了那些准备，都作了部署。贺总、聂总他们亲自参与部署，调动部队。那他要敢进来，他也不会那么方便。
白文治说，美国不是要对中国实施绝育手术嘛，兰州、玉门、青海基地，厂房和重要的设施都刷成白色，还都配了防空师，山头上建了工事，指挥部都设在地下，疏散了一部分人，留下来的人心理上也做了准备。
１０月１６日中午１２时，在核爆炸后将首先开始工作的防化兵从驻地出发了。他们很巧妙地在石头门的这一面写上前进门，在另一面写上凯旋门。
葛才夫说，上午１０点钟的时候呢，里面全部清场，人都出来了，张蕴钰和李觉是最后出来的。我们１２点吃过饭以后就开始往里面进，当时夹道欢送，因为第一梯队它是经过好多次翻来覆去，才定下来这个名单。当时，因为爆炸以后，里面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得进去。进去究竟要什么条件的人？当时原子弹爆炸，有的人就有顾虑，怕不生孩子，怕掉头发。但是那时候争第一梯队，就像打仗的时候争突击队争敢死队，大家都争着去，最后经过反复比较，脑子比较好、身体比较好、反应比较灵活这样的人，一共选出了１２个人，我们三个干部带着去的。我是带着第一个组进去的。进去以后，在气象大沟附近，快到指挥部了，看到前面来了一辆车。当时我坐在车上，我就觉得奇怪，里面都清场了，怎么还有车子进来？结果对方来的车跑到离我们还有几十米的地方，他主动在路边停下来。我一看到张蕴钰司令员下来了，我也马上下来了，因为我早就认识他。还有李觉，我不大认识他。这个时候他就跟我握握手说，里面再也没有人了，你们这一去是第一个执行任务，这很光荣。你们要细心，要大胆，要完成任务。对我们作了一番鼓励。鼓励完了，大家就表态，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有的人都流下泪了。过去我们哪有机会参加这么大的任务啊，都很激动。那会儿我们是在主控站的西边，周村他们是在主控站的东边，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就呆在工事里面，等待着报时。
周村说，我们那一天都在前进庄，总部首长检阅了我们，部队各种车辆列队，首长来送别，欢送我们到前边去。检查完了以后我们就开车到主控站，侦察分队车都摆在公路沿边，我们就上到主控站高地。我们并不害怕，没有害怕的感觉，因为离爆心还有十几公里远，按照平时计算的当量，光辐射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大的危害，第二冲击波对我们的危害就更小了，剂量也达不到。要依着我们自己，还想往前走，但上边规定最前沿只能到主控站这个位置，不准再往前，所以爆炸时我们就在山头这儿，我们也没有构造工事。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各台机器也都就位，准备纪录最后的景象。郑治国说，爆炸前几个小时，雷管都插好了，人都撤光了，场地里边空荡荡的，所有人都进入到了预定位置，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位置比较靠前，能看到放原子弹的那个铁塔。正紧张着呢，等着原子弹什么时刻会响，突然一辆吉普车从铁塔下开了出来，好不吓人。都啥时候了，谁那么大的胆子，还在这儿跑啊。过了一会儿，再一看，嘿嘿，那车一直往我这来了，开到我这儿来了。车一停，下来一个人，谁呢，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张司令跟我握手，说就要爆炸了，我来看看你，你这个制高点离爆心近，是个光荣的岗位，但危险也大，一定要注意安全。张司令员还比划着说，爆炸的时候，你千万要背朝爆心，用手把脸捂严了。我说请首长放心，一定注意安全。可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是不管它多厉害，反正我是豁出去了。
韩云升说，我到１２点钟就拿着天气图和预报单到白云岗，指挥部设在那儿，离心那儿６０公里。张副总长问天气怎么样，我说没有变化，张爱萍问气象员在不在，我说不在。他就叫人去把他们拉来，首长对气象员挺关心的，我跟在张爱萍后边，怕万一总理问天气。
１３时３０分，刘杰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张爱萍告诉刘杰说，一切正常。最后撤离的人员已于１２时５６分撤离主控站到指挥所。血压情况比预计要好。
１４时３０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铁塔６０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张爱萍以保密电话直接向周恩来作了简要报告：已经完成试验前各项工作，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韩云梯说，我当天心情很沉重。当时发口令的是张震寰，开关当然要认真，张震寰在起爆了以后就去看核试验了，后来口令都没发，其实后边还有两个口令，是断电的。因为起爆以后，有些设备是不能断电的，比如照相机。总共有七八个开关，起爆前有三四个都是预热用的，起爆以后，是关一些测试设备的开关。起爆前要按四五个按钮，口令是Ｋ１、Ｋ２、Ｋ３。主控室空气特别紧张，我们是提前半小时进去的，张爱萍他们去塔上看陈常宜他们接雷管，把钥匙交回来，再开主控室的门进去。主控室前面有两个监视高压的，左边是个录音机。大家都各就各位，人不太多，有四五个，我坐在这儿，后边是张震寰指挥。他后边是一个报时的，９、８、７、６，报那个倒计时的。我虽然没有出汗，但思想上很紧张。我这个人是越动员，越说别紧张我越紧张。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李觉在旁边，他问我老韩你会不会打排球？我说我不怎么会打排球，他的意思是你会打排球，反应就会比较灵敏。主控室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刚开始张震寰发口令的声音都有点儿哆嗦，后来就自然了。时间到了，下午３点，张震寰开始发口令，开始有点儿紧张，房间里的同志都很紧张。张震寰发口令Ｋ１、Ｋ２，我这手要放在下面，不能放在台子上，怕误操作啊。Ｋ４是起爆开关。
控爆系统有Ｋ１、Ｋ２、Ｋ３、Ｋ４四个开关，第四个开关按下之后９秒钟，原子弹就将瞬时起爆。张震寰盯着表，下达了最后一个口令：发Ｋ３！
韩云梯按下最后一个按钮，惠钟锡和高深判读高压正常，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女报时员开始读秒，现场的人们都戴好防护眼镜，屏声静气，低头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
好漂亮好可怕的蘑菇云
爆炸原子弹，对往往习惯于施放烟花爆竹的中国人来说，是放了一个天大的炮仗，算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不过，当时现场的人们在高兴之余，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刘西尧说，原子弹装配好了，吊上塔顶了，然后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