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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颔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崽、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42
海鸥和眼泪青闰 译
我坐在海边潮湿的沙滩上，这样只有大海才能看见我的悲伤。海滩上空无一人，咸咸的海风亲吻着我的脸颊，吹干了我孤独苦涩的泪水。我这样坐了很久，心想我苦涩的泪水已经吓走了周围的每一个生物，只有大海目睹我无尽的痛苦，我把痛苦带给她，在她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波浪里飘荡，直到那痛苦的感觉在我的体内安睡，直至遗忘。随后，一时间，我不再感到痛苦和孤独……
突然，一阵沙沙声惊动了我。我努力从忧郁的思考和绝望的感觉中挣脱出来，蓦然发现，我不再是单独一人。一只海鸥慢慢地向我走来，似乎在死去的贝壳中寻找食物。他挨着我停下来，我们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我期待他会被我的眼泪吓得飞走，但他却又向我走进了一步，毫不害怕。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逃走？我的悲哀已经吓走了我看到的所有生物，贝壳吓得把他们关在壳里，海鸟带着朦胧的睡意被吓得飞走了，甚至大海也会离开这个地方，如果她能的话。我的眼泪已经驱走了所有的人，你为什么不害怕？”
海鸥向我回答说：“因为眼泪不会持久。一旦它们随着大海到了这里，他们就会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没有人再记起它们。善良的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悲伤，用她的胸怀抚慰着疲倦和伤心，并把他们带到岸上，用爱和永恒的歌取代沉重的心灵。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只要环顾四周，就会找到它。”
海鸥抬动翅膀，从我的肩上掠过，飞走了。我想喊他回来，请求他和我多待一会儿。我想请求他抚慰我充满泪水的孤独。我想乞求他留下来，不要走。但当我扭头去恳求他时，我明白他是对的。
在那里，在海鸥留下足印的沙滩的另一边，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我。我痛苦的眼泪正在慢慢消失，甜蜜幸福的爱的泪水开始流了出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01
哈佛博士如何答辩作者：卢春玲
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一般至少要4年。美国的博士学习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课，各种必修课和专业课的学分必须修满。课程学完后是博士资格考试。考试淘汰率挺高，我下面一级的学弟学妹们50％没有通过。第二阶段是做论文，这比修课困难多了。
考试的淘汰、外面世界的诱惑使博士路上“逃兵”不断涌现。我在的博士班最初是10个人，5年后，我是班上第一个答辩的，那时已经有5位同学中断了学习，剩下的4位难兄难弟熬到第六年才答辩。
答辩本身是象征性的行为，此前的写论文才是最难的。等到哪天导师开金口说可以准备答辩了，就意味着论文委员会中所有人都认为你的论文已经可以承受各种质询了。
论文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懂行的教授。我当时的答辩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位是论文指导老师，另外两位是主要评判，还有两位是阅读者。此外，论文委员会还必须请外系的老师做主席，他不必懂相关专业，作用是保证答辩公正地进行，如果有什么争执，可以作为外人进行调停。主席通常由学生自己选，在和其他老师发生矛盾时，可以保证有人帮助处于“弱势”的学生与老师沟通。
我当年是6月初进行答辩的。答辩前一天，导师和我预演了一遍，让我不要紧张。
学校会提前公告哪个学生什么时间答辩，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出席答辩，并提出问题。进了系会议室，我看到来听答辩的人有我同班的所有“战友”。我在外系的一些朋友也坐在后面。虽然我知道自己肯定能通过，但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的众人，还是不免心慌。
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首先我用20分钟陈述了论文的要点。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财税体制改革对老人健康保险项目的影响。按照惯例，我首先介绍了做这个题目的意义，以前的相关研究和我的研究的独到之处。然后我介绍了理论模型，和基于这个模型上的假设。最后是实际数据的结果，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每个要点都用幻灯片加以说明。
接着，主席宣布开始提问，真正的答辩开始。第一个提问者是“阅读者”。他是专门做经济统计的，我以为他会问一些有关数据处理的问题。
可出乎意料，那天他对我的理论模型发生兴趣，问我，如果改变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数据的结果会如何。而这个基本假设是“经典”，从来没有学生对它提出过疑问。我于是只好结结巴巴地实话实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假设会不成立。我看着我的导师，用目光求援。
我的导师是公共财政领域的大家，他看到我的窘态，赶紧接过话头。他谈了这个假设的历史，它的优缺点等，表示假设不成立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我以后的研究中不妨探讨这个问题。我赶紧点头同意，总算是体面地过了这一关。
接下来的问题都是关于论文的细节的，比较容易回答。记得一位教授问我消费税和收入税是不是一回事。他以前在看我的论文时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曾经详细地用数学和经济学的原理给他解释过。没想到他在论文答辩中又提了出来。我在这方面有不少心得，终于抓住了表现的机会，我滔滔不绝地大谈了一通。听众们看上去都非常满意我的回答。我舒了口气：总算有了出色的表现。
还有一位教授问我，这个研究结果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现有的税制。我听出了“圈套”所在，赶紧表示，我的研究建立在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型上，这个模型完全不能代表现实生活，研究结果只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而不是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正确答案。听了我的回答，他很高兴，说我保持了清醒的认识。
等教授们提完问题，答辩主席宣布其他听众也可以发问，同学和朋友们没有人想再“为难”我。于是，答辩主席要求所有听众退场，他们留下来讨论我是否可以通过答辩。
一会儿，主席让我们进了会议室，她笑容满面地宣布，经过讨论，全票通过我的论文答辩。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41
哥德堡号沉船之谜作者：姜钦峰
1745年9月12日；瑞典哥德堡港风和日丽；人山人海；人们聚集在码头热烈欢迎航海英雄凯旋归来。哥德堡号商船此次远航中国；共花费了两年半时间；满载着瓷器、茶叶和丝绸返航；还差900米就要靠岸了；当船员们看见久别的陆地和亲人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激动；互相拥抱着狂欢起来。然而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一片欢腾声中；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