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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每次到来，都会引起我们小区居民的赞叹，一墙之隔的邻居大嫂还常常跑过来，非得唠一阵嗑才走。母亲健康、开朗、整洁，甚至还有点儿时尚。81岁的年纪，看上去竟然不到70的样子，头发没有全白，耳不聋，眼不花，还能飞针走线给重孙做棉袄。
这样的日子，我会放下所有的工作陪母亲。晚上，母女俩同睡一张床，却一夜无眠。话太多，说也说不完，父亲去世早，脑溢血使他匆匆离我们而去，连一句最后的遗言也没有。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弟弟才三岁。中年的母亲忍受着巨大的绝望与悲伤，毅然独自拉起了家庭的大车，车上载着我们兄妹七人。每一个都要穿衣，要吃饭，要上学，要结婚——我们只知道索取，也只会索取，向自己的母亲。最苦的那十几年，母亲从未穿过新衣，却把我们收拾得干净整齐，每一个春节从头至脚都是新的。她说，我不能让别人以为，失去父亲的孩子就一定邋遢可怜。10岁那年冬天，我冻伤了脚，为了赶在大年初一让我有新棉鞋穿，母亲三十晚上还在忙碌。那幅画面至今还历历在目：15瓦的灯泡下，严重贫血的母亲坐在马扎上，握着锥子和针上鞋底，弓着腰、低着头，鼻尖上沁满细密的汗珠——但第二天清晨，母亲已经精心收拾好自己，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身上的旧衣服洁净平整，在院里庄重地燃响新年的第一串鞭炮。
母亲爱我们，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要像她一样，从小就要坚强美丽，自信勇敢，不被任何困难压倒。
那一年，排行最小的弟弟也考上了警官学校，至此，我们兄妹七人就有四个考上了大学。母亲终于不再改造我们的旧衣穿。在那个宜人的初秋，我和二姐陪她去扯衣料，母亲看中一块淡蓝的底子上散落着朵朵栀子花的杭州丝绸，爱怜地摩挲着，眼里似少女般闪着惊喜与温柔。她亲自裁剪、缝纫，做成一件小翻领的上衣，穿在身上，映衬着母亲是那样清秀美丽。在我们的夸赞中，母亲让弟弟给她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和以后的许多照片一起，至今仍挂在母亲家新楼的墙上，一进门就能看到。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日子里，我们不断给母亲买东西，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回报她的养育之恩。每次母亲总是吵：又买这些干什么？我啥也不缺，人老了，就不讲究了。可严厉的声音里却透着欣慰。许多时候，我们都忘了自己曾给她买过什么，她却记得一清二楚。夏天到了，她把我们送她的衬衣、凉鞋、珍珠项链找出来，一样样整理、擦拭；冬天来了，她会对前去看望的我撩起裤脚说：你买的袜子，真的很厚实啊！二姐去了，她会挽起袖口，对二姐说：这件保暖内衣，现在还很合身。大姐来了，母亲会拿出鸭绒袄，对大姐说：你选的这个样式，今年还很时兴呢！
衣橱里的那三摞衣服，更是母亲的宝贝，去哪个女儿家，就穿哪个女儿送她的衣服。她说，这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穿在身上，才能知道孩子们的好，记着孩子们都是多么懂事。于是，每一次，当母亲衣着光鲜地站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是报答我们来了。可是，作为儿女，我们给予含辛茹苦母亲的，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啊！
一想起这些，泪水就盈满我的眼眶。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48
绿川英子：我本能地渴望和平●肖 玫
“日军同胞们！别错洒了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那个中国人曾熟悉的身着和服的背影，已经在岁月的流逝中依稀淡薄。可每当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在中日两国人民间提起，她的名字就会浮现——绿川英子，今年是她逝世60周年。
用声音刺痛敌人
1980年，中日两国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望乡之星》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描述了女主人公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事迹。片中女主人公就是绿川英子，被周总理称为“日本人民忠实的女儿，真正的爱国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友”。
但当年，她被日本媒体咒骂是“娇声卖国贼”。
1938年7月2日，重庆，国民党中央电台传出流畅的日语节目“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无辜的婴儿，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从这一天开始，电波载着一个温柔而刚毅的女声，穿过战火，传到了侵略者的耳朵里。
这个每周一次的对日军广播像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咽喉。在前线，有的日军士兵放下了武器；有人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军舰上，有的士兵拒绝登上中国大陆……华中日本派遣军通信兵堀锐之助收听了广播后，写下短歌：“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让心情不能平静”。 不久，日本东京警视厅查明：那个操着流利日语进行反战宣传的播音员叫绿川英子。东京《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了她的照片，咒骂她是“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让他“引咎自杀”。
留在中国，选择孤独
绿川英子的原名长谷川照子，出生在日本山犁县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庭。“绿川英子”源于她的世界语笔名：Verda Majo，意思是绿色的五月。1932年，刚满20岁的她，开始学习世界语，并与反战的左翼文化人士接触，因此被学校开除。
1935年左右，绿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仁举行了婚礼。和一位反对日本政府侵略的中国留学生结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绿川无疑给家中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1936年3月，绿川离开日本随丈夫来到上海。后来，她就参加了上海群众要求释放“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史料记载，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外国人。她开始在上海世界语协会的会刊《世界》上发表文章，其《日本妇女状况》、《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等作品，对于社会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观察与分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侨民都匆匆离去，绿川却相反，她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孤独。
“往何处去？”是绿川《在战斗的中国？在上海》文章的一节，表明了她生活在异国的心情。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日本女子突然闯入绿川和刘仁在上海法租界的临时住处。很显然，她是来找绿川的，说想一起结伴回日本。绿川到上海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穿着打扮尽量和中国妇女一样。在中国同事的掩护下，绿川的身份才未被识破。之后，绿川记下了与那陌生女子的对话和她的感触：
“‘别撒谎，我知道。'这女人提高了嗓音，但又立刻压了下去。‘几乎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已回国了，听说明天还有最后一班轮船开往日本。我想搭乘这条船，但一个人又不敢。你不跟我一块走吗？'这嗓音已露出请求的声调。您白讲了这许多，太太，很遗憾。这儿并没有日本女人。您自个儿搭乘这轮船也许没有关系……”
“那女人没敢再讲什么。我没有看见她的身影，但可以想象到，她走时低着头，心情沉郁……祖国多么迷人悦耳的字眼！人们可以断言，她们比我幸福，因为她们有国可回，而我既无国可回，也不能进入丈夫的国土，就像一只双方都要捕捉的弱小野兔，漂泊在'中立地带'。”
绿川和中国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处境不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绿川这样的日本反战作家的正义之举无暇顾及。她要用始终不渝的真诚和长时间的努力，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同时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日本军部的仇视、攻击，面对来自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怀疑。
“悲壮剧”的主角
1937年底，绿川和丈夫刘仁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绿川表达了渴望投身到抗日战争中的愿望。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难以自由行动，随时可能受到仇恨日本入侵者的中国民众的误伤。在日本过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更理解绿川此时的心境和她面临的难题。
绿川夫妇与郭沫若见面时，还有一位“U先生”。绿川曾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个军官，也有一个日本妻子。最近有人在报上看到他俩离婚的消息。难道他不再爱她了？”
这位“U先生”是吴履逊，郭沫若在日本结识的朋友，1931年担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团长。“一？二八”事变中，向前来寻衅的日本军舰射出第一炮的中国军人就是他，郭沫若称他“一？二八炮手”。然而军人的职责是神圣的，吴履逊后来毅然和妻子离了婚，出征到华北前线，他的三个孩子都由日本妻子抚养。郭沫若在《在轰炸中来去》中，记下日本妻子和吴履逊分手时的话：“你是军人，国难当头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继承着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郭沫若和吴履逊、刘仁一样，都和一个日本女性共同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家。无论是对郭沫若的毁家纾难给予理解的安娜夫人，还是用离婚把“一？二八炮手”送上抗日前线的那位日本女子，她们都以宽厚的胸怀支援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剧”。现在，绿川和刘仁这对年轻夫妇，不同样是这场“悲壮剧”中的主人公吗？
不久，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三厅的组建，是国共合作、全民族共同抗战的产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