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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校增光！”
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克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49
心墙刘墉
小时候，我家四周是一片空旷的田野，我常站在田埂上对别的小朋友说：“田间的那栋房子就是我家，这块田则是我家的院子，你们随时都可以到我家来玩。”
七岁的时候，我搬进城市，院子变上了，四周种了些七里香当作围墙，我常跟邻居的孩子在墙间穿梭，我说：“我这的这道墙，处处都有门，随便你们进去。”
十岁的时候，家里把树墙除去，改建一堵砖墙，墙不高，所以邻居小朋友常站在墙外的垃圾箱上和我聊天，有时他们的球不小心掉进来，就自己爬墙过来捡。
十二岁的时候，母亲把墙加高了，并在顶端砌上尖尖的碎玻璃，她说：“现在人心坏了，总要防着些。”但我觉得自从墙加高之后，院子里的阳光变少，感觉也小多了。
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们搬进一栋公寓，除了窄窄的一个阳台，根本没有院子。我们在让上装了猫眼，有人来访，总先看看是谁才开门。
二十九岁的时候，我单到了纽约，住进一栋大楼的套房，连阳台也没了，朋友来，我非得在电话里问清是谁，才敢按钮请他进来。
三十年来，由没有墙的大院子，到没有院子只有墙，这不仅是住的改换，也是心灵的变化。
幼儿时，我的心是打开的，纯真地欢迎每个人进入我的心房。
儿童时，我的心是半开的，要进来的人随时可以进来，我从不加阻挡。
少年时，我的心外筑起高高的墙，但是在墙里仍有我可爱的院子，虽然阳光少些，我依然可以在其中玩耍。
青年时，我心里的小院子也被剥夺了，而不得不从“小洞”看每位来访的人。
现在，我到达一个世界上最热、最繁华、也最进步的城市，我的心却像放在一个小小密封的盒子里，虽然别人夺不走，我却也见不到和煦的阳光，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了。
我多么希望能再回到儿时的那片田园，让千顷的稻浪，作我的心墙；让人们在我的心墙里收割，把我的心墙当作他们的食糖。
我多么希望再拥有儿时的天空，那是一个又宽又大的天空，不为浓烟所遮翳，不被高楼所侵夺。
我多么希望再拥有儿时的田埂，它虽然又窄又小，但四通八达，每个孩子都能通过它，进入我的家。
如果我不能再拥有那么开阔的心墙，也请赐我一个七里香的树墙吧！让我的花香沁郁四方，让小朋友随意穿梭，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那些只会隔离人与人的“钢筋水泥的围墙”。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12
陷阱里的机会高兴宇
在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一次激战前夕，苏军的一位侦察兵被派往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当时的天气很不好，不停地刮着寒风。阵地前面那片树林的树枝随风摆动着，发出沙沙的响声。
侦察兵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树林里的动静，忽然发现了可疑的情景：一个与众不同的树枝，不是顺风倾斜，而是逆风而动。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和警惕。他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他认真思考片刻后做出了判断：树林中很可能埋伏着德军。于是，他果断地向指挥部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炮击树林的请求。苏军指挥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准确无误地炮击了树林。事后，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批德军的尸体，并俘虏了一些受伤的德军官兵。其中有一名是德军的上校军官，且随身携带着重要的情报。
从俘获德军官兵的口供中得知，这是一批精锐的德军特种兵。他们潜伏在苏军阵地前的树林里，目的是伺机发起对苏军前线指挥部的偷袭，活捉前来视察的苏军将领。可在潜伏过程中，有一个德军士兵因病而感到十分疲劳，便把身上的枪和水壶解下来，挂在了身旁的树枝上。正是枪和水壶的重量使树枝出现了逆风而动的怪事。苏联侦察兵及时观察到了这一反常的现象，进而断定敌人在此埋伏，最终确保了苏军将领和指挥部的安全。那些倒霉的德军特种兵，直到临死的那一刻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暴露和被发现的。
苏军最高统帅部得知了这位侦察兵的事迹后，下达了向他颁发战斗英雄奖章的命令。他所在部队的政治委员在颁发奖章时对苏军官兵说：“在兵不厌诈的复杂战斗环境中，很难说是机会多还是陷阱多。因为机会用不好也可能变成陷阱，而在陷阱里也可能发现机会。我们要向这位侦察兵学习，学习他的胆大心细，学习他在陷阱里发现机会的本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61
戏外程砚秋章诒和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1926年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50年代，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禁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
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自那次前门火车站遭铁路警宪盘查群殴后，他决定息影务农。第二年（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又在红山口、黑山扈一带洽购旱地六十亩，准备弃艺务农。熙攘人世，若能与自然机趣相契，便倍加珍视。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思在海淀买房，思做农夫，不知能否达到此目的。并将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淀，亦备自作归计，大家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