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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原材料，缺技朮设备都不是问题，买就是了（当然要人家肯卖）。中国政府手里抓着纺织业、机电产业，这就热火朝天的干开了。缺钢材，就上钢铁产能，不过三年产量就二亿三亿四亿吨这么疯狂地增长。铁矿石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有，花钱买就是了。钢铁水泥不成问题，房地产就疯一样的火起来了，全国所有城市都完全大变样。搞电信业，要进口很多先进设备，花费那都是以千亿计。但不怕，只管买来，当然自己的设备制造商把打价格打低了更好。全国人民用上了电话手机，一年光利润就是上千亿。中国政府不客气，都给垄断了，电信业好几万亿国有资产就整出来了。至于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那个更是要大搞了，能进一步加强比较优势，都放在规划最前面。
这么搞，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就发了，利润9000亿。国企发家，绝对不能靠把老国企救活，那样会穷死。得靠弄一些新型垄断国企，把利润划拉进国家口袋里。老朱说，给我弄一家叫“中国电信”的国企，国有100％控股，另外准备100个麻袋收钱。自由派经济学家说，不能这么干啊，没竞争，效率低，要放开这些产业。老朱想想，就分出几家叫“中国移动”，“联通”，“网通”什幺的，算是内部有了点竞争，想放开是门都没有的。政府不会把这些稳打稳捞钱的产业机会给别人了。就这么弄了一百多家大企业，一年弄个6000亿的利润。其它的国企，政府就不在乎了，就好比公司主营业务不错，一些旧资产或者其它业务怎幺处理都没有大问题，公司主要眼光放在开拓新的来钱的业务上。就靠这一手，国有资产增加的比GDP 增长快多了。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不是按自由主义那一套干经济的，真要是自由主义，得分光卖光，俄罗斯油田都能让个人占了。有些人指着中国政府不要了的尽是麻烦的国有资产说，中国政府自由主义了，搞分光卖光了。这就根本不明白政府的思维。
老朱一手抓进出口现金牛，一手搞国有基础设施（电信、油田、电厂、道路全是国有的），这就是老朱的发家秘诀。这个办法，老朱是不会说的，他说的全是些政治做秀，以及一些经济套话，不明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要怎幺搞。一般注意到的就是他怎幺折腾那些麻烦事，什幺软着陆、国企改制、扩大内需、保八，干得最顺利的这个事却没人在意。到头来，中国政府发家了，在铁一般的数据事实面前不得不认，怎幺发的却完全不明白，好象老朱干的都是些越干越麻烦的事，怎幺就能发了？就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解释，有的说中国政府靠卖地卖资源卖环境给外资发的，有的说靠黄色娘子军发的。这都不对，因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这样卖着搞，却仍然发不了。
老朱这两手，我认为从路线上来看，是最优选择。当然如果技朮积累更好些，国企弄得更灵活些，发得会更好，但这是操作问题，当然可以改进，任何国家的操作都可以不断改进。但我不认为有更高明的路线。有些人说，这毛病那毛病气死人，改革路线错了，应该赶走外资，退出WTO ，保护国有企业，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现金牛杀了，再怎幺艰苦奋斗都不行。
现在一些崩溃论，如果说的是环境崩溃，或者民愤极大社会崩溃，虽然也多半是胡说，但多少还有些影子。但很多就是说中国政府经济会崩溃，什幺坏账，什幺贸易冲突。从现金牛的角度来说，这些经济崩溃论都是离谱透顶的。一个公司主营业务好，那就稳得住。只要中国政府手头的“超级现金牛”一直活着，经济增长就可以由中国政府主观意志决定，实在不行就靠政府投资撑住经济增长，要建的东西还多得很，这么干20年内不成问题。政府的“超级现金牛”出问题，只有几种可能。一种是自己社会乱了，忽然一下就全国动乱或者是文革再起，生产都不搞了大家玩杀富济贫，那么你要恢复得慢了，这牛就可能死掉。一种是政府搞起了理想主义回到以前的经济路线，赶走外资退出WTO 回到计划经济，自己不要了现金牛。一种是打起了台海战争或者中日中美战争，进出口全完。要真有这种事，印度等国得乐死，所以天天盼中国崩溃。前两种中国政府都是有明确认识的，稳定压倒一切，要继续改革，说得都明白得很，不会出问题。第三种打仗的事，这个就是恐怖平衡，谁愿意跟中国一起完蛋可以来试，世界各国都盼着别人牺牲都不来，中国政府钱多得把俄国的家伙全买过来也就那么回事，越往后实力越强，就越没人敢来。最后一种可能，其它国家的纺织业机电产业等制造业发展得比中国还厉害，那也会出事。但这一条就算有可能，也是非常遥远的事。中国靠的不是几个说搬走就搬走的玩具加工厂，而是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这里头要整多少事需要多少条件那说都说不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这个制造业现金牛会吃得多胖，会抢了多少国家的食，人家很害怕。发展中国家是已经知道厉害了，发达国家也觉得危险，所以千方百计限制中国。
老朱弄的这条路线，以后的政府确定无疑是会继续下去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发起来了，官办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老朱的最大任务是挣钱，把穷政府变成富政府，他做到了，富的程度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新班子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挣钱，另一方面，因为有钱了，也要更多考虑怎幺花钱了。因为人民，很不满意。
（二十七）“社会主义大事业”变成了“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发了，主流经济学家们high了。这几年的漂亮数据亮出来，经济学家们矜持地评点着，大部分言论谈的还是困难，虽然是智珠在握，也没有得意忘形。洋人也还有些白痴在弄中国崩溃论，真正懂行的，都服了。萨缪尔森写了个文章，意思是说美国与中国自由贸易“可能”不利于美国，开始敲警钟了。西方经济学大佬们都变得客气了，夸起中国来比较大方，有些还经常上中国转几圈，和政府官员、主流经济学家们互相吹捧。“主流”们正目视远方畅想未来，忽然就迎来了一阵板砖，一时被轰了个昏头转向。这时才发现，官办经济整了十多年，经济有了极大增长，人民却出乎预料地很愤怒。
这让主流经济学家们觉得挺委曲的。经济学家们的委曲是很可以理解的。用经济数据来攻击他们，是错误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不可辩驳，这是中国政府的特强项。就是人民生活的硬指标，从物质角度来说，也是极大增长的。我自己的评价，这十多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形态已经上了一个档次或者更多，拿各种大众商品一列就一清二楚了。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经济学家们觉得，经济成绩这么大，再怎么也有些功劳吧？怎么反而被骂成这样？委曲，想不通。后来被骂得凶了，不少人还上媒体写文章反击，中央也安抚了他们一下。
但我认为，民众的愤怒也是相当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家没有去理解民众，才会觉得委曲。除去一些非理性的经济数据上的错误攻击，民众确实有理由感到愤怒。关键是，我们应该用精神，而不是物质去分析。愤怒是一个精神现象，经济学家们拿物质指标来说事是找错方向了。如果只去考察物质指标，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生活比从前有多少提高，民众应该是觉得欢欣鼓舞才对。但民众不会这样，他们就是直接愤怒了。
“官办经济”在经济上的成功无可质疑，但是在精神上，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这也是无可质疑的。失败之处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大事业”本来是个经济与精神一体的事业，后来的“官办经济”就只有经济了，精神方面已经主动放弃了。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就采用了一体化的方法搞事业，理论与实践上全国人民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确实是相当厉害的一点。我们在前面说了以前有很多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成就也是巨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靠的是精神方面的动力，可以说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政策失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对以前的经济政策很不满意，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明显的失误，以我们特有的精神力量，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我们的目标就得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具体来说，新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激励机制代替一般国家的物质激励模式，来发展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项事业。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传统办法。首先，把所有人都放入“单位”管起来。你加入单位了，各方面生活就由单位给你解决了。解决的好不好另说（往往解决得不好），人会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及安全感。如果不是发生文革那样的动乱，在正常运行模式下，人病了，单位会安排去治病，单位会派人来照顾。小孩上学都安排进子弟学校之类的附属机构。除了很少一些的特权人物，大家的待遇都差不多。工资就全国统一安排，分级拿工资。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能力一般的人，会觉得比较平等。能力好的人，可以给各种荣誉，也有激励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下，人们会觉得是在一起为一个大事业努力，精神上可以得到某种满足。社会精神状况比较单纯的情况下，这确实是相当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大大弥补物质享受不足的缺陷。说实话，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种工作环境的，就一门心思想怎么为国家作贡献，不用考虑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利益方面的事情。日本的社会组织其实有些类似之处，所以民众工作态度不错。
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是以这样的社会组织，去从事我前面总结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经济建设道路。但可惜的是，后来社会思想乱了，大跃进等重大经济失误还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