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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些干部仍然沿袭传统的领导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用运动的方式处理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中央党校对县以上干部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干部中需要增强科学判断形势能力者占60％；需增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者，分别占35。7％、43。4％、19。9％。而普遍缺少的是驾驭市场经济能力，比例数达66。9％。
新局面下，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腐败有所增长。官员贪污受贿的金额不断拔高，级别不断上提，从地级市长、市委书记到副省级干部胡长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并出现了广西、辽宁、福建等省官场腐败“窝案”。
随着转型的加速，“阵痛”也在加剧，一系列社会矛盾对执政党提出了挑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为了向农民收取税费，采取了过激甚至高压的手段，导致了农村党群、干群矛盾的大量积累，农村出现不稳定的迹象。
1990年代以来阶层利益分化的同时，以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资企业员工、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他们经济上有实力，文化水平高，但政治上怎么定性？这是执政党无法回避的问题。
面对着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共产党也在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适。比如面对腐败的滋长，纪检体制也在不断改革，自从1978年恢复纪委系统以来，纪委书记从开始不担任党委常委到担任常委，再到担任党委副书记。今年以来，纪委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央部委的纪检机构由中纪委垂直管理，这一直管体制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2001年，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指出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新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从理论解决了对新阶层的认识及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问题，从而也使得执政党的阶级基础的难题得以解决，执政基础更为广泛。
政党建设的世界眼光
前几个月，湖南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拆迁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据媒体调查，绝大部分嘉禾人也认为商贸城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项目”。
然而，这么一个“利民工程”却在嘉禾决策者的不当操作下变成了一个民怨沸腾的工程。原因何在？
事后县委书记周余武反思：长期以来我用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惯性还在起作用，没有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推动经济建设。长官意志和任性的政府行为，导致结局惨重，代价高昂。
周余武“满怀为人民谋利的热情”，却让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其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问题，在嘉禾事件中再一次引起了高度关注，更加显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性。有学者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也反映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避免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之类问题的出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
事实上，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新世纪以来高层思考的问题。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新老中央领导层实现了平稳过渡的同时，“完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被正式写入党章总纲，同时党章还专门增加了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内容。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议程中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一项，被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称为“述职”。
党内民主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十六大报告提出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随后，各地开始新一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四川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走在前面，当时他们还进行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在党代会内还设立了监督委员会，用以监督常委和全委委员。
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共产党完善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颁布。同时中纪委启动改革步骤，对派驻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实施“直辖”。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高层把党的建设放在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变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使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有了更宽广的世界眼光。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几年来，中央党校、中联部关于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研究成果颇多，相关的书籍成批出版，“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执政有个性，更有共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当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同时，也不能不学习和借鉴外国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其他政党活动共同遵循的规律，也就是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9月16日开幕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会议主题，引起了人们的颇多期待。
王长江指出，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操作的层面，“等于把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可以预料，执政能力建设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巨大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空间，而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制度。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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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国家反恐的困境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28
□倪乐雄（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
别斯兰惨案再次证明，现在已经进入了国家与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全面对抗的时代。从“9·11”、印尼巴厘岛爆炸、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至今，发生在伊拉克和俄罗斯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恐怖袭击，让人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国家暴力的有限。
车臣和伊拉克有某种相似。这两场战争中的对抗双方都是先从常规战争开始的。俄罗斯曾两度对车臣用兵，直到1999年调动10万大军才艰难获胜。然而，当车臣分裂势力以恐怖主义袭击替代常规战争，以民用目标替代军事目标之后，曾经让俄罗斯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从常规战争到恐怖主义战争，双方主客之势彻底转换。这同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尽管细究起来两者从起源、性质等方面看有很大的不同。
恐怖主义在21世纪初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让人们不得不思考国家与恐怖主义这场全球对抗的一连串核心问题：如果恐怖主义拒绝妥协，国家能否战而胜之？如果国家采取不妥协的强硬立场，能否消除恐怖主义？无辜的平民能够承担多大的牺牲？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权力限度在哪儿？国家选择妥协造成的人民利益损失与国家不妥协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该如何评估、如何取舍？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是反恐无法回避的。
国家暴力的“阿喀琉斯之踵”
考察每一次恐怖主义事件，都会发现背后往往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我们当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如果撇开道义和法律的谴责，恐怖主义就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只不过这种暴力的使用在对象、范围、手段上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而表现得特别残忍。就其产生而言，恐怖主义往往发生在极弱与极强、力量特别悬殊的对抗状态中，并从极弱的一端产生，成为其反制强者的手段。
可以这样说，恐怖主义的暴力方式的产生，缘于恐怖主义对其与对手实力对比悬殊的判断，及由此而来的对暴力的迷信。因此，希望只依靠暴力来铲除恐怖主义的想法，最终只会加速暴力的循环。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习惯于简单地比较国家与恐怖主义的力量，以为同国家的暴力机器相比，恐怖主义那点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然而从战略战术上考量，恐怖主义使用的是游击战术，具有隐蔽、突然、飘忽不定的特点。它可以在暗处轻易发动任何性质的袭击，而处在明处的政府除了挨打就是包扎伤口，反制能力极其有限。
庞大的暴力机器，可以说是国家不愿对恐怖主义妥协的后盾。然而，我们看到，美国的坦克大炮、巡航导弹、航空母舰甚至核武器在恐怖主义面前却真的成了“纸老虎”，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恐怖主义将国家暴力机器的效能几乎降低为零。在两者的对抗中，恐怖主义往往能抢得先机。这正是美国不怕同任何国家开战，却对国际恐怖主义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所在。
理论上，恐怖主义同样适用暴力对抗的一般规律。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暴力对抗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则必然趋向极端。由于现实世界诸多因素的制约，现实中的暴力也就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如常规战和国家间战争就是有限暴力的表现形式。但是，恰恰是21世纪的恐怖主义，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走向无限极端的特征。国家暴力同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说到底是有限暴力同无限暴力的对抗，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
也就是说，国家暴力与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似乎有一种“攥紧拳头打蚊子”，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因此，如何处理恐怖主义就不能不令人冷静思考。恐怖主义本身具有不妥协性，如果国家坚决不妥协，两者之间的对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