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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9月13日，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从当时干部队伍实际情况出发，摸索出了老一辈领导集体培养接班人、集体交接班的新制度，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将来顺利过渡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解决了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9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这些老同志，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连喝了五杯酒。
邓小平也从不回避自己的年龄。1984年国庆阅兵后，大家都很高兴，但他自己却很清醒地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这次阅兵很好，有一个遗憾，就是由一个80岁的人来阅兵，这本身是个缺陷。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问他：“您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在邓小平的坚持之下，1987年，他不再进入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半退”。
邓小平的最后任务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1989年6月，邓小平在家里和几个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他明确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还是搞退休制度。
他对自己的退休十分着急：“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了。”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深有感触：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就在这个月，深思熟虑的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这样一封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1989年11月9日，北京飘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邓小平和往常一样起床，散步，看文件，午睡。下午起床后，他静静地等待着来自人民大会堂的消息。
下午3点，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对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进行表决，同意了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表决结果一出来，邓小平立即驱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邓小平回到家里时，孙辈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庆祝仪式，一个大蛋糕，一张贺卡，一份真诚的祝福。
孙辈们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蛋糕上刻着：“1922－1989－永远”。“永远”两个字是孩子们最良好的祝愿：永远的战士，永远的革命者，永远年轻的老人。于是贺卡上也就这么写着：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并享有巨大威望的情况下，主动从最高领导职位上完全退下来，邓小平是第一个。
11月13日，刚刚退休4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郑重宣布：“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他还说：退就要真退，这次我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退下来也是想让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能够放手工作。我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
三年后，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代之以退休制度。邓小平的这个心愿也最终变成现实。
十六大：新老中央领导集体平稳过渡
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三年的历程。
在这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跃居世界第六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加入WTO使中国彻底走上了开放的道路。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抓紧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摆在战略位置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这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想得很多。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
13年来，江泽民同志就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干部制度逐步朝着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方面迈进。
1998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自1999年以来，全国政府机关竞争上岗人数已达35。3万人，仅2002年就有18万人，占同年晋升人数的59。8％。
2002年7月，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在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进一步严格了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
2000年6月9日。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摇篮———中共中央党校。江泽民同志在这里发表了《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向中青年领导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后，又分别引用古人龚自珍、郑板桥、朱熹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表达对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殷切希望。他就此解释说：“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承前启后中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老一代将以什么姿态退下去，新一代以什么面貌走上来，世界的目光对准了中国。
这次会议在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上续写了20年前十二大的光辉篇章。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180名，占全体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
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5。4岁，50岁以下的占五分之一以上，98。6％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各地省长与省委书记、副书记占三成席位，更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
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政治家的选择，模范而忠实地实践了邓小平理论，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和其他5位政治局常委，在其声望最高和政绩最为卓著的时候，激流勇退，离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与此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上前台，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有评论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权力交接，对中共自身的地位和前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至世界格局，都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十六大不仅确立了“到点退休制”，实际上还确立了“有限任期制”。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是十六大的一项重大贡献，应当载入中共史册。”
不过，中央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四中全会：高层领导新老交替走向制度化
2004年9月16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工作两年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召开前夕，江泽民向中央政治局致函，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在信中，江泽民还郑重向中央提议，由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