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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男那椋韵殖鲈�18世纪的法国，基督教（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
这两本书，一般不会列入教学参考书，因此可以归为“闲书”之类。前人有言：“书非借不读”，这是十分可以让人认同的经验。我还认为，书非“闲”不读。要说读书的趣味，还得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有宽裕的时间。而在现代社会，有时间的人，往往是事业和生活上不太顺遂的人；或至少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在与你作对，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乐趣可寻，因此埋头书本。中国人讲到学习的经验，似乎比较愿意承认写作可以是一件痛苦的事。司马迁的例子就为人所熟知。他之写作《史记》，主要是在受到屈辱的宫刑之后。而且他还自我安慰，说到以前许多人，都是在生活遭遇坎坷、不幸，“意有所郁结”的时候，才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但司马迁在谈到他积累知识的时候，则似乎心情特别愉悦，以至到了后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了中国读书人向往的境界。但其实，读书并不常常是为了追求很高的境界才去做的。更多的时候，读书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那时读的书，其效果往往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使你既有所消遣，又获取了知识，甚至引导了你以后的事业，影响了你未来的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正是“文革”后期，“革命”热情已不再高涨，但学校功课仍很松弛，因此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也“撞”进书本。记得那时遍览小说，中外古今，一概全收，囫囵吞枣。虽然现在说不出哪位作家让我印象最深，但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都曾触动过我。外国的小说家中，我读的最全的是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读这些书，让少不更事的我，窥见到人生的复杂、人性的奥秘，因此也就有心去做进一步的探究。于是我在那时找了一个读书的同伴，一起开始攻读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不记得到底读了几卷，不过肯定都没能终卷。但以后我上大学历史系，见到这两本书还是我们的重要教材，心中不免有点窃喜。在中国古代史籍方面，我读得不多，记得只有清代人改编的司马迁的《史记菁华录》，是我父亲保存的他小时的教材。不知那时读懂了多少，不过也许因为已经读过大部分《古文观止》，所以记得至少还能读下去。
“文革”之后有幸上大学，与那些“老三届”的同学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因此恶补了几年。但也许像所有“强化补习班”的效果一样，学得快，忘得也快。但对曾经为之写过评论的书，印象还深一点。譬如有一次，我应邀参与一本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的编写，题目为《名著集》，由我选择介绍五本中国历史典籍和五本西方历史典籍。我记得中国史方面我选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在西方史方面，我选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兰克的《教皇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承认当时的选择，考虑了一定学术以外的因素，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史学著作还是有时代的代表性的。中国史学的这五本著作，其重要性似乎不用多作解释，像司马迁、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名家，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但如果有机会一读他们的著作，岂不更好？梁启超有如椽之笔，笔端常带感情，十分引人入胜。我之所以在他众多的著作中，选择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希图融和会通中西史学，体现了他思想成熟时期的想法。范文澜和郭沫若的这两本著作，都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作，但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又各具特点。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记载希腊、波斯战争为主，旁及其他种种，其宽广的视野，为后人所敬佩。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还在于其“讲故事”的叙述手法。像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既能“猎奇”，又言而有文，因而行之久远，在罗马时代，他就被誉为“史学之父”，以后叙述的体裁，成了西方史学体裁的正宗。伏尔泰有点像梁启超，著述宏富，但《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既有“厚今薄古”的自信，更有作为法国人的自豪感，可谓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声。比他晚一个世纪的兰克，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大家。兰克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代历史的标志，因此不再将以前宗教的纷争，看得那么重要。因此他在《教皇史》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力图超越教派的分歧，以至他的作品，以后成了“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但客观主义方法治史，至多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史家本来就是历史变动中的一员，很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对那场血淋淋的革命，采取了赞颂的态度，倒也能让读者感受革命浪潮的“疯狂”，或许比冷冰冰的写法，更能让读者感受历史的“真实”。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体大思精。许多人对他“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印象特别深，而我却特别喜欢他的“退隐与复出”的理论。也许是因为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汤因比的理论，与此有可汇通之处。不过汤因比又把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用于分析国家、文明的兴亡，颇能体现他作为“二十世纪的智者”的见识。
如果要我现在加以补充，那我想在中国史方面，《左传》绝对是有必要一读的。而且读《左传》，还可顺便将《春秋》也读了。另外，刘知几的《史通》，不但识见卓越，而且所用骈文对仗之工整，也颇可欣赏。至于西方的史学著作，近年我读英文的较多。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Anthony Grafton写的《脚注趣史》（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篇幅很小，但内涵丰富，是有关西方学术史的好书，无论是作者选择的角度，还是他叙述的典雅，都可借鉴模仿，特此向有意学英文的读者推荐。
王晴佳
祖籍苏州，生于上海。曾求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中文著作有：《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和《台湾史学五十年：传承、方法、趋向》。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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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教育产业化”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18：34
□杨东平
■月度论文
编者按：问题与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影响中国前途的关节性问题有哪些；面对现实复杂性，观念的呈现和颠覆又如何。这些是很多读者用心思量过、一直关心着的问题。月度论文拟为这种思考添薪加火，每月月初推出一个话题，旨在为作者留出讨论这些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深知，任何对真理的简化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留出充裕的空间，也期待有兴趣的读者耐心品味。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热切盼望读者的回应与批评。
针对现实教育中的种种乱相，社会上声讨“教育产业化”的现象，本期“月度论文”特约杨东平先生以其研究和实践，剖析二十多年来教育改革之路，具体而言，认识市场环境中政府应取的教育职能和行为定位。杨先生的根本观点是，厘清目前教育问题的关键是重温作为现代教育制度道德基础的教育公平、社会公正等价值，纠正“单一财政视角”的教育倾斜政策，放开政府垄断。此文是教育问题的必读之文。
教育产业的理念大致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长达十多年，反对者主要从教育的公益性出发，在价值层面质疑产业化、市场化的主张；支持者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产业性质，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基本现实。最近，教育部负责人严词否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由于现实教育中的种种乱相，饱受其苦的家长和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显然，教育产业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是混乱而面目不清的，有必要作一番疏理。
一、“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之争
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并不“邪恶”。在计划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进而认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资举办，形成国家垄断、包办教育的困窘局面。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认识教育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私人性，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提供的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公共性部分由政府购买，私人性部分作为个人的自我投资，由受益者个人购买。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具有提供教育服务的交易性质。对国家而言，教育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还是具有很高经济回报率的战略产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打破封闭，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建立经费多样化的渠道。
1980年代发达国家以及最近日本被称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即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变政府干预过多的治理模式，增强高校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其主要内容包括：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比例，增加非国家的（包括市场、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私营经济部门和工商界的联系；加强私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等。
在许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分类中，教育均被列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