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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对于增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机会，大幅度改善民生状况；有助于大幅度地提升内需拉动力；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巩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极为重视这一问题，将之上升到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来对待。
（作者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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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报国一支笔——张季鸾写时评
南方周末 2004…12…09 15：22：12
《大公报百年史》
方汉奇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30。00元
□王焱
季鸾先生（1888－1941）的大名，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舆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位骄子。
张季鸾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除短期从政外，以报人生涯终其一生。他最辉煌的时期是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十五年。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共同接手《大公报》。把一张原本业绩平平的报纸，办得风生水起，精彩迭出，其后二十余年间，大公报称雄报界，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舆论重镇，1940年更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大奖。《大公报》也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论大公报三巨头的成功要素，人道是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张季鸾的笔。季鸾先生不过一介书生，就凭着这支出神入化的笔，“不治而议论”，他实现了自己言论报国的理想。
报纸时评的特点是讲求时效性，这固然要求作者才思敏捷，倚马可待；但另一方面它也往往因此被人视为“急就章”，以为时移事易，速生速朽。连张季鸾自己也说，他的文章上午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用来包花生米了。可六七十年下来，尽管时代悬隔，如今当我在灯下重读那些泛黄报纸上的旧文时，依然不能不为他的襟抱识见击节赞叹。论篇幅，一篇时评不过二三千字，如此局促的天地，经过张季鸾的刻意经营，竟能在“螺蛳壳里开道场”，将这一文体的长处发挥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张季鸾写时评的时代，民国早已肇建，然而帝制中国的私天下与家产官僚制的余风，并未销歇。过去科举制下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被复制到民国政坛中，形成山头林立的依附性朋党关系。国家公职成了大小政客之间私相授受的物品。许多懵懂庸俗的官僚，食国家俸禄多年，依然将“公共权力”当做“私”的权力，视为谋生与攫取身家富贵之器具，除了卖官鬻爵之外，惟独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报章杂志原本作为现代社会的舆论机关，却严重缺乏广泛性；在报人的职业操守流荡殆尽之际，评论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又从何谈起？《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其宗旨。由这一点去观察，张季鸾的笔固然是妙笔生花，文采斐然，但更紧要的是，他论事析理，能够时时处处出以公心，超越党派私利，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青年时代的张季鸾，为了实践言论报国的理想，曾经两度被北洋军阀下狱，但事后他的志气依然不衰。更为难能的是，经历如此磨难，他的时评政论，却不见偏激褊狭，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让读者如同听他围炉夜话，娓娓动人，听而忘倦。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犀利，说理的出色当行见长。这就使他的时评，具备了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众的复杂思维能力，避免简单化的价值评判的功能。
张季鸾生处的时代，无论国际国内的局势都是波诡云谲，各种思潮起伏变幻，每有新闻事件发生，往往激起舆论界的观点对立和派系纷争。以先声夺人、立异鸣高为敏锐者有之；以道德酷评、尖酸刻薄为深刻者有之；以苛察为明、挖掘阴私为洞察者有之；从派系利益出发，以党同伐异望风吹火为识时务者有之；凡此种种，未免哗众取宠之嫌，有悖时评的本意初衷，都为季鸾先生所不取。他的时评，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
自宋明以降，儒生转向内在世界，理学家一味高扬天理，却不注重了解社会政治领域实际的运作过程，降及民国，流风所及，时评家的议论往往也陈义过高，迂阔而不切世情。张季鸾则不然。他知识广博，储备丰厚，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内幕与隐情，能够洞烛幽微，从而使他的评论能够贴近实际，而不发蹈空之论。
张季鸾的时评讲求张弛有道，而并非一味从宏观上着笔落墨，即便是在抗战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也常有闲笔，掌故轶闻，雪夜风花。但他的闲笔不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看似不经意间往往有深意存焉，而余音袅袅，启人遐思。
当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季鸾先生以他的一支笔，在报坛上纵横驰骋，集中体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周恩来当年对人说，做报人，要像张季鸾那样，“腾龙飞虎，游刃有余”。而毛泽东则认为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国家”。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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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个民间组织受奖背后的欣喜与期待
南方周末 2004…12…23 14：45：08
方舟评论
□何斗
中国政府日前再一次发出鼓励民间组织发展的信号：540个来自各地的民间组织被表彰。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这是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对民间组织的首次表彰活动。”
昔日被视作“敏感事物”的民间组织，在中国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被官方推到了领奖台前。这背后，与经济转型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紧密相关。
而此前，主管部门名称的变化，更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深意———民政部社会团体管理司易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机构名录之中。
中国对称谓向来十分重视，同时也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如“计划委员会—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称呼的演变，可以说与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步步相随。
民间组织主管机构的易名，按新华社的说法，“意味着民间组织正式得到了官方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
若干年前，有人把“非政府组织”视为异类，到现在，民间组织以成就者的身份站在了官方领奖台上。此次540多个民间组织受表彰，连同此前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目标被鲜明地写入党的文件中，可以说中国对民间组织已完成了第一次观念突破，民间组织已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不能不令人欣喜。
另一方面，具体分析表彰名单，笔者认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依然还需要第二次观念的突破。
民间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华社上周电讯稿《民间组织兴起折射社会生态变迁》，提到两起民间组织的杰出表现，一是自然之友等9家民间环保组织向有关部门呼吁，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建设；二是当欧盟宣布对中国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后，温州烟具协会奋起应对，组织“中国民间第一团”前往欧洲各国“游说”抵制，最终获胜。
令人意外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颇有建树也频频获得舆论赞誉的民间组织，都没有在表彰名单里出现。
有学者把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前者有较浓的官方背景或是由政府机构转制而成，后者则由民间自发产生。可以看到，表彰名单里大部分是前者，而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属于后者。
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取得合法性地位之后，若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有第二次观念的突破，那就是打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民间组织的界限，回归本原，平等对待。
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已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取消协会的行政级别、规定官员不能兼任民间组织的领导等等，使这类组织回归“民间”本色。但相比之下，目前促进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措施还不多。比如颇有声望的自然之友，只是挂在中国文化书院下面的一个二级组织。另一家知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则是以公司身份进行注册。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由于没找到“婆家”（主管部门）而不具合法的身份，活动很受限制。
事实上，尽管条件远不够充分，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逐渐把权力让渡给社会，人们成立民间组织的冲动在不断增长，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用三句话对此进行了描述：“公民结社的意识日益浓厚，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成立民间组织的申请越来越多。”
有研究者于2002年—2003年上半年在部分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经过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数量只占民间组织实际数量的8％－13％。这个数字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结社需求。对于管理者来说，不能仅关注改革“存量”———自上而下的民间组织，还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发展“增量”———不断增加的自发而生的民间组织。
作为政府与公民间的桥梁，民间组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是随着缩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