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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本文发表时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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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酱紫〃的〃口音〃——2004语文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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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31 08：05：00 来源：南方周末
□黄集伟
在纸媒、电媒、网媒之类相对主流化语文平台外，观照2004年语文万象还可选择“手机短信”、“个人博客”、“MSN”这样三个视角。用这三个目前尚属芜杂混乱变化频仍评价空缺的角度照应2004，风险多多。不过，恰恰因为此三者边缘、民间、混乱、芜杂，能否因此使得如此观照更为有趣、生动？
短信语文：世风博览会
“短信语文”一般只说小事儿，不说大事儿，尤其擅长说上不了台面、见不得阳光的那种小事儿———这个特点从短信语文诞生那天起即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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