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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戴比，我不禁笑了起来。她的心情总是那么愉快，似乎没有什么事能使她发愁。我意识到，当我每天上班时，都盼望着看到她的满面笑容和善意的讥讽。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已越来越喜欢上她了。
且慢，当戴比鼓励我为自己找女朋友时，她心中是否已有目标？我这种人真是少根弦，竟然连这种暗示也听不出来。不，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是的，我的心中人不是戴比。她的心中人也不是我。但不知怎么的，这个念头依然强烈地吸引着我。
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我忙得不亦乐乎，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市场交易十分活跃。各机构性资金管理者都认为邦兹银行将降低利率，因此，都想赶在这之前把马克兑换成美元，华尔街对此大为吃惊，在最近发行的瑞典债券之前囤积起来的欧洲债券已经几乎全部被买空，有一些经纪人的处境十分不利。推销员们不断地打来电话，试图劝诱我们把我们的债券卖给他们。但是我们按兵不动，让他们去干着急吧。
戴比今天迟到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接所有的电话，这可真够我忙的。
9点钟时，我大声问卡伦：“你有戴比的消息吗？”我们昨天晚上酒喝得并不算过量，她应该能够来上班。
“还没有，”她说。
9点半时，汉密尔顿晃悠着来到我的交易台旁。“戴比来了没有？”
“还没有。”
“我想她就是病了，至少也会礼貌地来个电话说一声。”
我没有辩解。如果没发生别的事，不来上班似乎显得有点儿不明智。不管是什么借口，总比没有借口好。戴比三天两头会称病告假，几天不来上班，但她通常会打个电话来，编造个借口。
上午的时光在一点点流逝，尽管卡什、克莱尔、戴维和其他推销员使尽浑身解数想诱我卖出我们的债券，但我还是设法抵挡住了诱惑。
卡伦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全神贯注，她声音中流露出的那种担心，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腔调吸引了我以及交易室里其他人的注意力。
“汉密尔顿！警察局的电话，他们想找人谈谈戴比的事。”
汉密尔顿拿起听筒，我们都看着他，不一会儿，他便双眉微蹙，他轻声地谈了约莫5分钟时间。然后，他慢慢放下了听筒，他站起身，走到我的交易台旁，尔后又走到戴比的交易台旁边站住了，他示意大家靠拢过来。
“我得到一个坏消息，戴比死了，她昨晚淹死了。”
听到这几句话，我感到万分震惊，脸色陡变。我两耳顿时嗡嗡直响，双眼模糊不清，我瘫倒在椅子里，当汉密尔顿和警察谈话时，我脑子里在胡猜乱想着种种可能发生在戴比身上的可怕的事情，但对这种打击却毫无心理准备。我感觉到身后那张交易台已经空空如也，平日里，那是闲谈和笑声的中心，如今却沉默无声了，我只是恍恍惚惚地听见汉密尔顿在继续往下讲。
“她的尸体是今天早晨6点钟在米尔沃尔船坞附近的泰晤士河里发现的，今天下午警察要来找我们谈话。他们要求我查问一下，昨天晚上最后看见戴比的是谁。”
“是我。”我说，或更确切地说，我打算要说。我嘴里吐出的只是一声咕哝。“是我。”我又说了一遍，这一回更清楚些。
汉密尔顿转过脸看着我，他的面容冷酷严厉。“好吧，保罗，他们也许想从你这儿取证。”
这时，大伙儿都好奇地望着我。“我最后看见她是在昨晚9点半左右。”我说，“我们刚刚喝完酒，她沿着泰晤士河河堤大街步行，别的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尽管心乱如麻，但仍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他们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罗布问。
“还不清楚，”汉密尔顿答道。“据警察说，他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肯定，她掉进了河里。但是怎么会掉进泰晤士河呢？无论昨晚风有多大，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掉进泰晤士河，这就是说，她要么是跳下去的，要么是被人推下去的。这时，昨晚戴比高船之前，那个强行捏摸她的男人的瘦脸和毫无生气的眼睛又隐隐出现在我眼前，我发誓他一定与此事有牵连。
电话指示灯在不住地闪烁着。汉密尔顿说；“我们最好还是去接电话吧。”
我们大家都默不作声，互不说话，我们都想不出该说什么是好，我们各自默默承受着这一事件给我们各人带来的不同打击。卡伦捂着手帕悄悄抽泣，罗布和戈登站在旁边，想找什么事干，以免闲呆着空难受。
我只是呆呆地望着戴比的交易台。
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们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我依然能看见她那丰润的脸颊在船舱里的柔和灯光下泛着红晕，还有那双会笑的眼睛。那仅仅是数小时之前的事，准确地说是14小时之前，像她这样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没了呢？就不再存在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眼睛如针扎般刺痛，我双手抱头，呆呆地坐在那儿。
我不知道这样坐了多久，后来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上，我抬起头来，见是汉密尔顿。
“我很难过，”他说，“你们是好搭档。”
我仰脸看着他，点点头。
“你想回家吗？”汉密尔顿问。
我摇摇头。
“我能提个建议吗？”
“什么？”我说这话时嗓音嘶哑。
“拿起电话和别人谈谈。”
他说得对，我需要把自己罩在日常工作的安全网下，价格、聊天、收益、买卖差价。
我没有勇气告诉别人关于戴比的事。但是，没过多久，消息就在证券界传扬开了。于是，那个上午的剩余时间更加难熬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赞同人们对戴比的评价，说她是个爱逗笑的妙人儿，说她的死真令人难过。
午餐时间，警察来了，他们与汉密尔顿交谈了半小时。然后，他把我叫进会议室，两个人坐在那儿等着我，两人中个头较大的那位自我介绍说他是鲍威尔警长。他身材粗壮，35岁左右，身穿一件廉价的双排扣西装，敞着胸，系着一条花哨俗艳的领带。他站起来时动作很快，粗壮的身体肌肉发达，而非虚胖，他看上去是个勤于行动的人，在德琼公司空气稀薄的会议室里感到很不自在，他的同事琼斯警探在后面，手握铅笔准备记录。
“麦肯齐先生说，蔡特小姐死之前，你是这儿见到她的最后一个人，是吗？”鲍威尔开始问道。他操着一口低沉的伦敦口音，说话的口气使一句简单的问话听起来更像是起诉控告，他显得不耐烦。
“确实如此，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喝了一杯。”我把头天晚上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讲述了一遍，那个警探做了大量的笔录。当我说到侵犯戴比后消失在雨夜里的那个男人时，他们追问得更紧了。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一一作答，进行了相当准确的描述，并表示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花一些时间协助警察破案。接着，鲍威尔的问题陡然一转。
“麦肯齐先生说，你与蔡特小姐最接近？”
“是的，我想此话不假。”
“你认为蔡特小姐近来情绪很低沉吗？”他问。
“不，我不这样认为。”
“没有与朋友发生什么矛盾？”
“她对我只字未提。”
“有任何工作方面的问题吗？”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真的没有。”
“一点没有？”鲍威尔逼视着我的眼睛，他注意到了我的犹豫不决。
“嗯，她最近有点儿不快。”我告诉了他关于戴比和汉密尔顿的分歧，以及在芬斯伯里广场她与我的谈话。“不过，她还不至于为此去寻短见。”我说。
“那种事总是很难说，先生。”鲍威尔说。“令人惊奇的是，表面上情绪稳定的人常常会因为某种亲朋好友认为无足轻重的琐事而轻生。”
“不，你不知道，”我说。“她从未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实际上，她总是笑口常开，她热爱生活。”
鲍威尔看上去好像并未全部听进我的话，他对已合上笔记本的同事点点头，然后说道：“默里先生，谢谢你，占用你的时间了。如果我们再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一定会再予合作的，是吗？”
我点点头，随后两个警察起身离去。
那天，我总算勉强熬了过去，大约七点钟时，我关上机器回家。
我在等电梯时，汉密尔顿也来了，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在最轻松愉快的时候与汉密尔顿搭话闲聊尚且都很困难，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不愿动脑筋找什么轻松有趣的话题与他交谈。
最后，电梯来了，我们俩走进电梯间。电梯往下降时，汉密尔顿说话了。“保罗，你现在准备做什么？”
“不做什么，回家。”我说。
“你愿意回家的路上顺便到我那儿坐坐喝一杯吗？”汉密尔顿问。
我起先没有回答，我对这邀请感到惊愕，汉密尔顿完全不是那种愿意邀请别人进行交际的人。当时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和他在一起别别扭扭地谈上半小时，但又不好拒绝。
“承蒙邀请，我非常感激。”我说。
汉密尔顿住在扼守伦敦城北入口的巴比坎地区的一幢灰色条纹的混凝土塔楼里，从办公室到那儿只需步行15分钟。我们几乎是一路无话，躲闪着来往的车辆和下班的人群。巴比坎是一个混凝土人行道和塔楼组成的迷宫，曲曲弯弯地绕着高出街道大约20英尺的伦敦古城墙和教堂。这地方令人分辨不出方向，漆在人行道上的黄线会把你引到你想去或者不想去的不同地点。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居住区。
我们终于来到了汉密尔顿居住的塔楼，乘电梯上了顶楼，他的寓所小巧而适用。价格昂贵但并不精致的家具摆设为主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功能，墙上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