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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不语，体验着对方作伴的滋味。
“跟我讲讲罗布的事，”我说。
她莞尔一笑。“还是你跟我讲讲，”她说。
“不，是我先问你的。”
“那好，”她说。“他这人挺不错的，挺讨喜的，我们一起出去过两三次，玩得很开心。然后，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非常严肃，真吓人，他想和我结婚，而我们甚至还不了解对方。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一定是我诱使他起了这个念头，而我自己根本就没意识到。不过，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这种表现。
“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回避他，我不希望他脑子里老是想着那个错误的念头，但是后来他假装成我的一个客户，把我骗到一家餐馆里，我感到自已被愚弄了，我怒不可遏，谢天谢地，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她停了一下。“他总是这样吗？”
“我恐怕得说那是家常便饭，”我说。“在和你的交往中，看来他很不走运，我想你没有听说他的近况吧。”
“噢，天哪，”她说。“如果你能劝他打消那个念头的话，请劝劝他吧，我能想到的办法都已试过了，他是个好人，但是要适可而止。”
我想起费利西蒂告诉我的罗布给戴比打电话的事，想起卡莱尔说的觉得罗布有点儿古怪的话，还想起那天晚上我在格洛赛斯特…阿姆斯小酒店亲眼所见的情况，“小心点，”我说。
凯茜听见这话，蛾眉一竖，露出惊讶的神色，但我不愿再多说什么，我们交谈了一个来小时，慢慢地又喝了一杯啤酒。凯茜怂恿我谈谈我的家庭，我一般是不愿意与陌生人谈论这些事的。我对她讲了我父亲的死，我母亲的病，以及我如何使我母亲盼望我当个农民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听了很同情，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并不觉得她的同情使我有任何窘迫之感，也不像有时人们表示假同情时那样使我难过，她的同情使我感到欣慰。
“汉密尔顿·麦肯齐真像他表面上那样冷若冰霜吗？”她问道，“为他工作一定很难吧。”
“他这人城府很深，很难猜得透，”我承认道。“他可能有点儿工头的味道，他难得表扬人。”
“但是你喜欢他？”
“我不能肯定这样说。但是，我的确钦佩他。他的工作干得漂亮极了，堪称证券市场的佼佼者之一。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老师，他就是这样使我为他玩命地工作，使我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话相告，我愿为他赴汤蹈火。”
“为那样的人工作一定很愉快。”
“对，是这样。”
“有点儿像找到了一位父亲？”
我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我没有那样想过，不过，我想你说的有道理。”
凯茜的手伸过桌面，拍了拍我的手。“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说，”她说道。
“不，不，没关系。能这样与人谈谈话是一种宽慰，我是说与善解人意的人谈话。失去父亲或母亲后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笼罩于毛头的孤独感。这是你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但你却不能与任何人分担。”
凯茜微笑着，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她看了看手表。“都这时间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喝啤酒。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她起身欲离开。
我发现自己很不情愿让她离去。“我也一样，”我说。这样感觉好多了。
我们分了手，朝着各自的地铁车站走去。
第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当天的各种会晤，我推说临时出现了一些情况。其实，那一天我是想在纽约继续了解一些有关我前一天听到的事情。
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一，肖夫曼到底出了什么事；第二，有无可能了解更多有关韦杰尔撮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的情况。
我首先着手处理第一个问题，我打电话到问讯台查到了离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最近的警察分局的电话号码，我猜想公司会把肖夫曼失踪的消息报告该警察分局，我是在旅馆房间里打的电话。
我的电话被转了好几次，最后接电话的是一个态度友好的女人，她说失踪事件是向该警察分局报告的，但是，调查工作是由另一个警察管辖区着手处理的，也就是肖夫曼住处附近的西区第110大街警察分局。我谢过她，离开旅馆，叫了一辆出租车，直驶上西区。
幸运的是，那天警察分局相当空闲。更为幸运的是，热情的当值警官是人数甚少的散布在美国各地的亲英派人士之一。
“嗨，你是英国人？”他回答我的时候问道。
“对，我是英国人，”我说。
“欢迎你来纽约，你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噢，我觉得这城市不错，我每次来这儿都很愉快。”
“这么说你从英格兰来，是吗？我母亲是英格兰人。她做了一个美国军人的新娘，你是英国什么地方人？”
“伦敦。”
“噢，是吗？我母亲也是伦敦人。也许你认识她们家什么人，姓罗宾逊。”
“恐怕伦敦有不少姓罗宾逊的，”我说。
“那是，肯定是的。几年前我去那儿看望过他们，我在那儿过得愉快极了，好了，不扯了。我能为你干点什么？”
站在他旁边的警官身材高大结实，他的姓名标牌上写着：“墨菲”二字。他听着我们的谈话，眉头越皱越紧。
“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些我的一位大学老朋友的事情，他叫格里格·肖夫曼，四个月前，他在你们警察分局被报失踪，我想了解一下他出了什么事。”
“当然可以，请等一下，我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档案。”
我等了大约5分钟，那个警察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很薄的卷宗。
“关于他我们的档案资料很少，他是4月20日被报失踪的。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没有尸体，没有空钱夹，没有驾驶执照。他的信用卡一直没有用过，调查已经结束。”
“但是，一个人失踪了，怎么可能一点痕迹也不留呢？”我问道。
“这是纽约，这儿每天发生6起谋杀案，当然，我们找到了大部分被害人的尸体，但不是全部。”
“最后看见他是在哪儿？”
警察查阅了一下卷宗。“据报最后看见他是在19日晚7点钟他离开办公室时，他的门房和他的邻居都说没有看见他回到公寓，他孤身独居，就我们所知，没有妻子，没有女朋友。”
“他的住址是什么？”
那警察瞥了我一眼，微微眯起眼睛。“我想你刚才说你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他说。
“是的，对不起。我把他的地址忘在英国了，我有他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所以我来到这儿后便往他工作单位打电话，约定时间吃顿饭。但是，他们告诉我他失踪了，真令人震惊。我非常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绷紧的脸松弛了下来，他给了我地址，那儿与警察分局仅隔两个街区。接着，他说：“我说，先生。无论你花多大力气，你了解不到什么情况的，过去，像这样的案子我见过十几桩，除非被害人的尸体或者物件被人发现并报告警察，否则，你永远也查不出名堂来。不错，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力，而且谋杀案少一些，我们也许会在这个案子上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即便是那样，是否能查出更多的情况，我也表示怀疑。”
我思考了一下，他钠话也许是对的。我叹了口气，对他不嫌麻烦帮助我表示感谢。
“不用谢，非常乐意帮你的忙。下次再来请我喝杯苦啤酒就行了。”
我向他保证我会的，便离开了，心想我真幸运，碰上了这样一位肯帮忙的纽约警察。他那位爱尔兰裔同事一直紧皱眉头，看着我走出警察局。
我走过两个街区到了肖夫曼的公寓楼，这是那些边远聚居区中的一幢公寓楼，不时地有一些更具冒险精神的雅皮士渗透进破败的哈莱姆街区。建造于19世纪末，翻修于20世纪末的一幢幢整洁光滑的褐砂石房屋与废弃的仓库和建筑材料商店为伍，混杂一处。街角处是一家朝鲜人开的水果蔬菜商店，店里极其整洁干净，随时准备把货品出售给下班归来的公司职员们，在上午的这个时间，街道上几乎空空荡荡。一个黑人老头沿着人行道曳步而行，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要想完全弄明白这种聚居区里的活动情况是不可能的。像我这样看着电视上的警匪片和听着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长大的人，很容易把纽约看作白人专业人员和黑人下层社会之间的一个战场，肖夫曼就住在这个战场的中间。现实情况可能要比这表面现象复杂无数倍。但是，作为一个英国人，身穿西装走在臭名昭著的哈莱姆街区外围的街道上，我觉得肖夫曼完全有可能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受害者。
肖夫曼住的那幢公寓楼的前厅装饰考究，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门卫，监视着通往电梯的通道。我向他打听肖夫曼，又把我是他英国的一位老朋友的那番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他记得肖夫曼先生。不错，4月19号晚上是他值班。没有，他没看见肖夫曼先生回来，半夜换他班的那个门卫也没见他回来。对，肖夫曼要是回来过的话，他会记得的，因为他一直在注意着，要把一个包裹交给他。不，那包裹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某个读书俱乐部寄来的一些书。不行，他不能领我去看他的房间，因为里面又有人住了。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公寓，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旅馆。
一回到房间，我便嘭地一下子躺倒在床上，两眼凝视着天花板苦苦思索着。
看起来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的得分是一个大零蛋，我在纽约只剩下一天时间了，我相信警察的话是对的。要弄清楚肖夫曼究竟出了什么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