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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钻出这个套子?
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佩兰脱离关系。
这念头一闪现,我就感到忧伤。我不是爱她的吗,怎么能跟她脱离关系呢?我对她的爱的确因为同情而起,但发展到后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理由……这时候,那只银灰色的羊又蹦蹦跳跳地来到我面前。佩兰说,如果我想吃肉,还不是要把那只羊杀来吃。她错了。我舍不得杀那只羊,虽然父母和村里人都说,瘸了腿的羊,会越养越瘦的,杀掉吧。但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谁说这话,我都像被激怒的狗,颈毛竖起来咬人。那只羊是自己吊死的,有天我把它拴在山坡上,就上学去了,放学回来,发现它滑下了山坡,棕绳挽在了脖子上。我抱着羊从下午哭到第二天,晚上觉也没睡。父母说把羊皮剥了,把肉背到街上去卖掉,我坚决不肯,用一铺草席把羊裹起来,埋了,像埋一个孩子……
要是没有我,佩兰怎么办?她过马路的时候,谁去扶她?(我已经很久没扶佩兰过马路了。)
还有狗狗呢!要是跟佩兰离了婚,也让狗狗将来和万丽君一样心理不健康?
风声更紧,吹得窗户啪啪啪响,我心里烦乱到了极点,拉开抽屉又关上,关上又拉开,最后,我提起电话,开始拨号。
我拨的是在市二中教书那个同学的号码,他跟我一个姓,叫黄海涛。电话接通后,我恢复一些理智了。我说海涛啊,我是黄开亮。哦,猴子呀……对不起对不起,黄大主任!不要这么油嘴滑舌的,想叫我猴子就叫吧,叫我猴子比叫什么都让我觉得亲切。哟,你咋这么开通了?你忘了在大学里我叫你猴子,你差点跟我打架?这是真的,当时别的同学叫我猴子,我还可以忍受,你黄海涛怎么也叫我猴子呢,你不也跟我一样是从大巴山区来的吗,你怎么能跟别的同学一道侮辱我呢?那次我把一个墨水瓶扬起来,差点就朝他脸上砸去。我说海涛,不要说笑话了,我想问你个事,几个月前我介绍了个学生到你们学校,我让她找你,不知道情况怎样?海涛很吃惊,没人找我啊。我说那是咋回事呢,她的档案也没来提。海涛说,现在的学生转学,要什么档案?只要成绩好,到哪所学校都是立即为学生建立一套虚假的新档案,未必你黄主任不知道?再说,她即使到我们学校,也不会找我啊,我一介布衣,找我也起不了作用的,亏你猴子想得出来。我想想也是,就说,我俩怕有半年没见面了吧?他说是啊,你现在有空吗?要是有空,我们到春江茶楼聊聊。
2007…4…16 5:17:02举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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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在上班时间私自离开学校。
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只有老同学能够走进你的骨肉。那天,我把自己遇到的困境一股脑儿向海涛抖搂出来了。海涛认真地听我讲完,才点上烟说,猴子,你无非就是想拯救什么吧,你到底能拯救谁呢?你连—个本来可以不开除的学生也拯救不了,还能拯救谁?你对你们学校的教师不满意,那我又来说说我们学校的教师。当班主任的,不仅把自己的生日告诉学生,甚至把子女的生日也告诉学生,虽没明说,意思不就是让学生送礼吗?还公开向学生索要呢,比如张三的父亲是卖地板砖的,装修房子的时候就问张三要地板砖,李四的母亲是卖水果的,家里来了人或者自己想吃,就问李四要水果。你知道我们二中还办了一所小学,那里面有些老师,谁的父母有利用价值,就给孩子安排好位置,没有利用价值,不管个高个矮,都往最后一排撵!有个班主任还把学生家长的单位、职务问得一清二楚,且记录在案,问到一个女孩的时候,女孩说她爸在新州日报社,老师问在报社干啥?女孩说不知道,只知道他每天往印刷厂跑。老师想,这肯定是印刷工人无疑了,将女孩的位置由中间调到了最后。女孩个子矮,看不见黑板,就回去给她爸说,她爸去学校找班主任商量,班主任才知道他不是印刷工人,而是报社总编,他有个习惯,就是检查从机器里流出来的第一份报纸,把最后一道关。老师闻言,说,我最近正申请副高,需要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一篇论文,总编说,没问题,我们报不是有个教育专栏吗。老师当即把论文稿从抽屉里摸出来交给总编,总编拿回去,连夜为他作文字上的修改,没过两天就发出来了。他女儿自然也就坐上了好位置。
这些事情,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说。
这当然有损教师形象,海涛说,但你不能就此证明所有的教师都如此,像你我,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儿神圣性吧?大部分教师还是好的,否则,每年就输送不出那么多人才。停顿片刻,他说,当然,你们学校很多教师开家庭食店,捆绑着赚学生的钱,这实在是有些糟糕。你想解决这问题,我倒是有一条路指给你。
我洗耳恭听。
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靠岳父,何不干脆利索地靠上去!你处理不了的事,直接报告给你泰山大人,让他来出面。校长反正也是个和稀泥的人,尽早把他撬翻算了,只要你当了校长,手头握有实权,看他们还听不听你的!
刚听到黄海涛的建议,我感到一身轻松,甚至有些兴奋,但我很快发现,他的建议一点也不适合我。让我把自己努力回避的东西捡起来当武器,实在做不到。这样一来,我不仅没轻松,反而比以前更加沉闷了。
佩兰果真续请了半年假。我们之间的裂痕太深,在家已没有多少话说了。之所以能够维持,是裂痕之下有一股涓涓细流。这股细流就是儿子。但佩兰做得很绝,只要有可能,就不让我抱儿子,不让我给儿子洗衣服,更不让我为他洗澡。狗狗像不是我的儿子,是她一个人的儿子。
我已经不想回那个家了。
可是,在单位上我就能待得住吗?我在课堂上已经找不到飞翔的感觉了,这种感觉和我的翅膀一起丢掉了,学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了。坐在办公室里,我又常常听到张主任尖厉着嗓子在走廊上说话。政教处和教务处之间有一条回廊,但张主任的声音依然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他说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与我本人更是一点也不沾边,但我总觉得他的字字句句都是针对我来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胜利的昂扬。
我的脾气更坏了,与佩兰争吵的时候更多了。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黄开亮,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你只不过当了个教务主任,就要飞起来咬人了,你还想不想当校长?如果想,我就希望你暂时收敛些!
这明明白白是在拿她父亲的气势压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本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我又有好几次想到离婚,只是一直不敢说出口。离婚这个词在夫妻之间是一盆水,一旦说出去就收不回来。
但是,要再这么过下去,我非爆炸不可。即便我不爆炸,离婚这个词迟早也会被我泼出去。
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与佩兰分居一段时间。
住的地方是找得到的。今年秋季,从大学分来了六个新教师,学校没住房,就在外面为他们租了房子。租房离校区有近二里地,那地方本是一所抗战时期修的陆军医院,名叫163医院,我们都简称它163,面积很大,里面古木森森;现在虽依旧是医院,只是军转民了,由于一批骨干医生老的老,死的死,新一代骨干前些年又流失到了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已经显得十分落寞了。空房子很多,他们就拿来出租,而且不租单间,要租就租一层楼。我们学校就租了一层楼,共有十间房,六个教师住了,还余下四间,闲着也是闲着的。
钥匙掌握在李校长手里。这天上午,我让李校长给我一把,说我的亲戚来了,需要住些日子。李校长把钥匙给了我,我掂量着那把小小的、泛着铜光的物件,心里像刀剜似的疼痛。我真的要跟佩兰分居吗?真的要离开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吗?……中午,我鼓足勇气对佩兰说,佩兰,我想去163住一段时间。我多么希望她问一问我为什么要去163,多么希望她能够阻拦我,哪怕大吵大闹,歇斯底里,我也会好受些——但她只说了四个字:随你的便。然后,她就搂着儿子,去厕所为他把尿了。
当天夜里,我就去新家。床是现成的,还有一张学生桌,一张方凳,这些东西都是学校总务处那次统一拉过来的,预备着再来教师。我只需带上床上用品就是了。
晚自习下课半小时后我才收拾东西。佩兰和儿子在另一间屋,他们两人都在笑。我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一是愤懑,更重要的是希望佩兰过来拦我。但他们一直在笑。我看不见他们,但我知道佩兰在用额头顶儿子的额头,肯定是佩兰的头发弄得儿子发痒,儿子就笑了。或许不是这样,儿子笑,是因为他想笑,在母亲的怀里,他感到快乐,至于有没有我这个父亲,是不关紧要的。
出门之前,我说,佩兰,我走了。
佩兰没回答我,佩兰拖长了声音说,我跟儿子顶牛牛啰。
我在儿子透不过气来的笑声中出了门。
出租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修的木楼,踩上去发出沉厚的回声,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岁月。我们在三楼,我要的是紧靠楼道口的一间,那六个教师都住在靠里的位置,与楼道口的这间隔着三间空房。我听到他们集中在一间屋子里说话,就悄悄地开了门,又轻轻地把门关上。到处都是灰尘,几只黑色的蜘蛛,在墙的四角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打扫一下是没法住的。幸好盥洗室也在这一边,我用带来的盆子端了水进来,先扫下墙角的蛛网,再用抹布四处擦,包括地板,也弓着背擦干净了。做完这些,我抽了一支烟,才开始铺床。当我疲乏不堪地躺到床上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