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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
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
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
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
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
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
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
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
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
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
骑在宁芙＇注＇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
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
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
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鼓框上的漆
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好些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也许我讲了点什么情况，咕哝着哀求了几声，比划了几下。没过多久，一辆救
护车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行人围住了入口处。奥斯卡设法跟着急救人员一
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他们先找到楼梯，照道理讲，经过前几次事故，博物馆里的
门路，他们是应该很熟悉的。
一见到赫伯特时，我使劲忍住不笑出声来。他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准
是想同那木雕交配。他的头掩住了她的。他的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
膊。他没有穿衬衫，后来找到了，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
脊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疤。我念着这些手迹，数着这些字母。一道也没有少。但看不
清有新留下的印记。
跟在我后面冲进展览厅里来的救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赫伯特同尼俄
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拉断了保险锁链，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
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当他向这个女人扑去时，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嵌进了他的
肉里。就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
有了理性却始终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却未能替他的铁锚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到赫伯特的身上。这时，奥斯卡一如
往常他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他的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奥斯卡领出
“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送他回家时，这一路上，他
一直用拳头擂他的鼓。
现在，在这所疗养院里，当他要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他也不
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这些隆起的
疤痕五颜六色，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
奥斯卡像一个盲人似的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
当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布鲁诺，我的护理员，这才扛
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把鼓挂到
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
“马策拉特先生，”他劝告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响地敲下去，别处的人就会
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大响了。您是不是歇一会儿，要么敲得轻一点怎么样？”
好的，布鲁诺，我想试着对我的鼓口授下面这宁静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主题
是需要由饿慌了的、咆哮着的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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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有望有爱
从前有个音乐家，名叫迈恩，他小号吹得美妙无比。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
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
他天天如此，直到灾祸临头，使他清醒过来。
奥斯卡今天已不太相信预兆。然而当时预兆却相当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
这场灾祸穿上越来越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面八方。
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了，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
这个女人却没有死。她被封存起来了，据称是为了修复而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
可是，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一起从下水道流出去，同煤气一道
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谁都没有料
到，煮开他的汤的竟是灾祸。
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我第二次见到舒格尔·莱奥，我们初次结交是在
布伦陶公墓。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闪发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
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分不清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
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儿女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
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他摆出
慷慨大方的样子（当时还能如此），承担了丧葬费的一半；还有扬·布朗斯基，他
简直就不认识赫伯特，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中立的坟场上见马策拉特一
面，或许也为了见我一面。音乐家迈恩也来了。他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
的制服。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又出现了一个暗示未来灾祸
的预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飞去，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
开去。大家听见了他在叫喊；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那是叫喊，
不是吊慰。
谁都把迈恩当做音乐家看待。可是舒格尔·莱奥却把他认了出来，把他同送葬
的人们区分开。于是，他孤零零地站着，窘迫地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在赫伯特
的坟上，吹出美妙的音乐。他之所以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喝了杜松子酒——
他戒酒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与此相反，
我和我的鼓，却因赫伯特之死而沉默。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住在我们这所五层楼公
寓的屋顶室，喂养着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拿着社松子酒瓶往
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为止。他在骑兵
队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正确无误，但再也谈不上美妙了，
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他们两个在二十年代
先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死后，在他的朋友
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迈恩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因为他要美妙
地吹奏，而不想清醒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
乐家的耳朵——因此，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在坟地上吹
奏，不戴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吹奏时，却并没有脱去制服外面老百
姓穿的大衣。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当他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
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举
行葬礼都会见到的舒格尔·莱奥向送葬的人们表示吊慰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
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认出了这
个冲锋队员。他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表示哀悼的话也缩了回去。这个冲锋队员
没听到哀悼的话，带着他冰凉的小号回家。在我们那所公寓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
见到了那四只猫。
从前有个冲锋队员，他名叫迈恩。在他每天喝杜松子酒、小号吹得非凡美妙的
那段时间里，他在家里喂养了四只猫，其中的一只名叫俾斯麦。冲锋队员迈恩那一
天参加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葬礼回家。他心里悲伤，但已经
又清醒了，因为有人拒绝向他表示哀悼。他孤单单地同他的四只猫待在屋里。四只
猫蹭他的马靴，于是，迈恩给它们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一大堆青鱼头，把猫从他的靴
子旁引开去。那一天，他屋里的猫味儿特别重。这四只全是雄猫，其中一只黑色白
爪的名叫俾斯麦。但是迈恩屋里没有杜松子酒。因此，猫或者说公猫的气味越来越
重。要是他不住在最高一层的屋顶室的话，他也许会到我家店里来买点什么。但是，
他既害怕楼梯，又害怕邻居家的人，因为他经常在他们面前发誓，他那音乐家的嘴
唇再也不沾一滴杜松子酒，他已经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
铭便是：井井有条，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
前有一个男人，他名叫迈恩。有一天，他孤单单一个人同他的四只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