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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一部影片，年长者忧伤而激愤，年轻者却高兴而轻松
这个问题，我一直到我的博士论文《12－18世纪赣南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写完后，才总算有了答案。最早接触赣南的地方志，是在我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学术界对传统市场讨论方兴未艾的时候，我很自然地选择了《清代赣南市场研究》作为题目，所以，进入硕士论文阶段，每天的工作就是蹲在图书馆中翻赣南的地方志，以一种近乎焦虑的心态急速地寻找关于“墟市”、商品经济、经济作物的信息，根本没有心情去理会地方志中频繁出现的关于“盗”、“贼”的记载。记得有一次，看到一段关于隆祐太后在赣州蒙难的记载，很吃惊于虔州，也就是现在的赣州中部和西部一带百姓的大胆妄为，但还是很遗憾地发现没有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经济之类的信息。等到进入博士论文阶段，老师教导我们要把一部赣南地方志从头到尾认真读一遍，这时，赣南历史上那些横冲直撞、无法无天的“盗”、“贼”才进入视野，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隆祐太后以堂堂太后之尊，居然在虔州却遭到“乡兵”几万人的围攻。
激发我兴趣的首先是宋代的“虔寇”。这些虔寇看起来完全不受任何官府的约束和控制，每年固定地从事着他们的生产方式，过着他们想过的生活，即春夏农忙，秋冬贩盐和抢劫。下面这段话是他们生活的最好描述：
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湖（疑作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
这段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的话，其实在赣南地方志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有意思的是，赣南地方志中似乎只讲他们贩盐为盗，后来翻《宋会要辑稿》，才发现这些“虔寇”除了贩盐，还要跑到潮州等地抢牛羊，而潮州官府和百姓似乎很怕“虔寇”，不太敢反抗。到了南宋，地方志中关于“虔寇”作乱的记载明显增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室南迁使这些在赣闽粤边界如入无人之境的“虔寇”们无法再过他们以前很习惯的“春夏农忙，秋冬贩盐和抢劫”的生活了。他们当然会起来反抗。隆祐太后虽是太后，但在虔州人眼中却是一个“外人”。当时隆祐太后被金人追杀，从吉安逃难到虔州，所带的卫兵以“沙钱”（轻薄的钱）来虔州城中买东西，遭到虔人拒绝，于是双方引起争执。卫兵放火烧虔州城，当时城中多是竹屋，顿时烟焰冲天，虔州人历来凶悍，所谓“虔民之性，例皆凶悍”，顿时叫嚣：“何人来坏我州府”发动乡兵几万人把城中的太后团团围住。太后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出来“诏宥之”，结果却惨遭拒绝。幸亏后来乡兵首领陈辛被宋将射杀，太后才得以解围。显然，北宋时期虔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这次反抗的集结有很直接关系，而对于虔民来说，宋室南迁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太后驾临和放火烧屋那么简单，而是要交纳更重的赋税，收其兵器，改变其边种田边为盗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他们所不情愿的，反抗就自然要发生了，而且是此起彼伏地发生。
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初年“虔寇”震惊朝野，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最让人头痛的地方盗贼，也是江南西路最难对付的盗贼，难怪李纲要说：“本路盗贼，虔为最”。
对付“虔寇”，朝廷的办法除了派出精干大臣和武将如李纲、岳飞等前往镇压之外，在政策上还采取了招抚政策。对于招抚的功效，李纲算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把为首之人放回家乡，很容易使“贼众”又团结在其周围，构成新的作乱基础。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盗贼”首领到部队任职，脱离其部下，而大部分“盗贼”则放归为农。这个过程，是个变“贼”为“民”的过程。实际上，“贼”“民”之间的转化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发生与平定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元代赣南的“畲贼”，还是明清的“流民”，其成分和前身都大部分是“编户齐民”，只是他们一旦脱离官方的控制，就成了“化外之民”和少量原住民“畲”、“瑶”等混杂在一起，构成对官府的威胁力量。官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镇压和招抚，其最终目的都是化“贼”为“民”。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那些编户齐民转化为盗贼呢一般的看法是官府的横征暴敛所引起的阶级矛盾。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在阶级矛盾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生态变迁。具体地说，是生态的因素牵引着这些编户齐民向山区开发。山区开发的一个后果就是官府统治管辖不到的山区成为了流民聚集地，而这些地区一旦聚集大量“化外之民”，就容易成为“盗贼渊薮”，官府则又要运用各种手段重新来变“贼”为“民”。随着大量“贼”变成“民”，“盗贼渊薮”往往成为新的官方统治区，甚至成为新的“县治”。一旦成为新的行政区划，就意味着这些“化外之区”成为“化内之区”，开始接受中央王朝教化。
从宋代“虔寇”、“峒寇”到元明的“畲贼”、“流民”，再到清代的“田贼”、“山贼”，这些按时间序列在赣南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式盗贼的命运基本都遵循着这个规律，即在各种因素（其中主要是生态压力）的作用下，编户齐民一边开发山区，一边转为“盗贼”，而官府镇压的结果则使一些已经开发完成的山区成为新的行政区，从而进一步把王朝力量和教化扩展到这些新开发的地区。所以，不难理解，只有到了清代中期，赣南所有的“贼”都几乎变成了“民”的时候，大规模动乱也没有了，而赣南的山区开发也就基本完成了，赣南那些逐渐开发出来的角落也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地方”。
生态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是人口压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口自从进入宋代以后有较大速度增长。以宋代赣南为例。经过朝廷镇压，南宋中后期，“虔寇”逐渐减少。但是，另外一种盗贼——“峒寇”又出现了。某种意义上，“峒寇”可以理解为“盆地中的盗寇”。因为所谓“峒”，乃是指四面山环如桶，中间是平地的山间盆地。那么，又为什么“峒寇”会取代“虔寇”，成为赣南的地方性盗贼呢一种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人口压力。据我粗略估算，南宋赣南人口达到了将近200万之多。在美洲作物没有被引入的宋代，山地无法大规模开发，增加的人口生存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往盆地和平原等生态条件适应种植稻麦的地区转移。那么，南宋增加的人口转移入“峒”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在这些相对比较封闭的峒中早就居住了一些化外之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大量的人口为了躲避战乱和沉重的赋役而逃入深山，在南方的深山中也一直居住着一些土著的化外之民——“瑶”人。陈寅恪早就指出，桃花源之类的村庄在历史上有其真实的存在。问题是，作为“化内”的编户齐民进入“化外”的峒，引起的却是动乱，而不是和平相处的“世外桃源”景象。因为这些峒一旦成为与官府关系恶化之人的“化外之区”，就容易酝酿出盗贼集团。在当时人眼中，赣南的峒其实是各类罪犯集中之地，他们说：“及南安峒中多有随贼出草，有过无归、不齿于乡里之人，与夫单身盐子、被罪逃军、打把弓手等人，身手可用，无所顾籍，出入林峒，伺隙喜乱，诱胁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这样的一个人群结构，当然是要和官府对抗的了。
宋代如此，其他朝代也同样如此。酿成明清赣南及其周边地区动乱长达几百年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大量流民进入山区开垦。所以，明代的赣南其实交织着几种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一边是官府控制地区的编户齐民大量逃亡，海瑞等官员痛心疾首；一边是官府控制不到的山区异常热闹，商人和流民等聚集在一起，种蓝栽烟（蓝即蓝靛，植物染料），开矿耕地；一边是动乱不断，官府不断地派出能人贤臣前往镇压，王阳明等人成就其“武功”；一边是官方的教化措施不断推广，各地百姓争先科举，以挤人“士绅”队伍为荣。
在这里，我们比较熟悉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生态变迁和山区社会开发与中央王朝冲突与调适的过程。简言之，地方动乱成为了生态变迁的结果和一种王朝话语。
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哪里呢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各种“盗贼”集团就是与统治者对抗的阶级，只不过，我们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来看待它而已。但是，当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时候，它就演变成了一个地方社会转型和演变的过程，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复杂起来，因为它必须具体到人群和历史场景中，因为阶级不光是个经济范畴中的概念，更重要的，还是个文化集团的概念。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逊所说：
阶级是一种既存在于经验的原始资料中又存在于意识中的历史现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构，甚至也不是“范畴”，我认为阶级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而且是可以被证明已经发生的事）。并且，当一批从共同的经历（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分享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时常对立）时，阶级才发生。
我相信，那些在赣南历史上出现的“盗贼”集团，一定是因为感到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才能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