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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全5册），陶菊隐著，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128．00元）
读《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陈梧桐
明代的军事制度特别是卫所制度，在前后期变化很大，而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糊不清，歧义迭出，因此长期作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发现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构成的，行政系统的省、府、州、县是一种地理单位，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这种管理体制，直接关系到明帝国版图、管理机构、土地（包括耕地）、人口、官民田比例、户籍制度以及对清前期耕地数字的解析问题。从此，他一直关注明代的卫所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曾相继发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明帝国疆土的管理体制》《谈明代的卫籍》四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并准备在《南明史》付梓之后，再集中全力撰写一部明代卫所制度的专著。他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也都选择与卫所制度有关的课题。彭勇同志的博士论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的班军制度，是建立在作为军事组织和地理单位合一的卫所制度基础上的一种军事组织制度。考虑到班军的类型很多，涉及的面很广，彭勇同志选取其中最为重要的京操，以之为中心来展开论述，使论题相对集中，头绪相对简化。但明代班军的资料极为分散，搜集殊为不易，以往的学者涉及较少，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研究起来还是具有相当的难度。可贵的是，彭勇同志知难而上，勇于开拓，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
彭勇同志继承顾诚教授严谨的实证学风，选题确定之后，就一心泡在图书馆里，翻检大量的正史、政书、实录、档案、奏疏、文集、野史、笔记、小说和有关的碑刻资料，从中挖掘出丰富的史料，并对史料进行认真的排比、考证，订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例如，明代的京操班军究竟始于何时，现行的说法是始于永乐十三年。作者在细致分析洪武年间和永乐前期数十条抽调部防和京操的史料之后，发现永乐十三年“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阅临”的性质与此前的抽调部防于操练事例并无不同，不能称为“京操之始”。真正的京操应始于永乐二十二年实施的“令直隶及近京师都司官军更番于京师操备”政策，至宣德九年才最终确定下来。再如外卫入番京师操练，通常的说法是被编入三大营之五军营中，作者经过考证指出，这些士卒，最初虽大部分被编排在五军营中，但也有部分是被编入神机营的。而且外卫班军，是既有步军，也有马军的。由于掌握了丰富而可靠的史料，这就为论文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能够真正做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
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作者对研究的计划和步骤作了周密的安排。他“通过对《明实录》的全面梳理，从总体上把握班军制度的沿革流变；参考诏令典章类史籍，归纳出基本线索；通过分类整理边防志、卫所志和省府州县等志，尽可能归纳出班军的来源及分布地区；分析重要的奏疏、题行稿等档案公文，考订出班军制度的基本规定和具体操作方法。其他材料，如考古材料、明人文集和笔记小说，则作为必要的旁证”，从而首次理清明代班军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及其前后的变化，并就与之相并的明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多有言前人之所未言的创新之处。如班军的类型，《明史·兵志二》谓：“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也。”事实并非那么简单。目前唯一对班军制度作过系统研究的日本学者川越泰博，则把班军调动分成“番上”和“戍番”两种形式。这种分类未尝不可，但他除对北边的轮番戍守进行详细研究之外，并未注意到南京京操类型的存在，对其他类型的班军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作者依靠丰富而扎实的史料，指出除京操班军之外，明代还存在广西班军、南京班军、蓟镇入卫军兵（包括来自九边军兵和内地的民兵）、边操班军、其他形式的班军（以“班军”命名的轮流戍守），这样的概括显然就全面得多了。类似的事例，还可举出很多。如对班军来源卫所及京操班军数量的探究、京操制度的沿革、京操班军对外卫基本职能的影响、京操班军的组织管理、旗军收入与支出数量的研究、班军制度“垂而不死”现象的解释等，都是颇为新颖、独到的见解。因此，这部论文的出版，无疑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明代的军事制度乃至明王朝的兴衰的历史轨迹的把握和理解。
明代的班军制度是个较大而又复杂的课题。本文以京操为中心进行研究，对其他类型的班军仅仅作了简单的介绍而未展开细致探讨，即便是与京操班军有关的问题，如卫所军户的基层组织管理、京操班军的屯田份额及其经营管理、京师及京畿地区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与消费等问题也未进行深入的探究。而就整个明代的班军制度而言，尚有与卫所制度有关的许多问题，以及明代的财政供应体制尤其是军费问题，明代公共产品（针对班军工作而言）的生产与管理问题需要研究。希望彭勇同志能就这些问题继续展开研究，更上一层楼，取得新的突破与成就。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彭勇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30．00元）
京剧世家 根深叶茂
张金杰
一个世纪以前，谭鑫培以其文武昆乱不挡全面的表演艺术才华，开创了京剧老生艺术一代先河。如果简单概括这种巨大的贡献，可以如此说：自谭鑫培之后，许多老生演员莫不先宗谭派，没有谭鑫培创立的谭派艺术，也许就没有后来精彩纷呈的各种京剧流派。回溯众多艺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结论丝毫不过分。余（叔岩）派、马（连良）派、杨（宝森）派的发展轨迹莫不是脱胎于谭派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谭鑫培的影响又并非限于老生艺术，而是影响了整体京剧艺术的发展。例如，在旦角艺术方面，对梅兰芳的唱腔及服装扮相等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笔者略晓京剧流派的发展历史，但是读完李仲明先生的新著《谭鑫培》后，方汗颜过去仅知皮毛。李仲明先生以谭氏家族七代为背景，以谭鑫培、谭富英和谭元寿为核心，着重介绍和分析了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一百多年的京剧发展历史中，谭派这三位领军人物的艺术人生。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梁启超在本世纪初的这句赞誉，足显伶界大王谭鑫培在当时的影响。恰如李仲明所言，当时的北京，“到处可以听到戏迷们哼唱着‘店主带过了黄骠马……’和‘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的谭派唱腔，可谓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谭鑫培》，第86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
京剧发起于民间，以唱腔而论，有一个从简约直白到丰富细腻，从单纯唱剧情到刻画人物心理的过程。谭鑫培就是完成了从民间的村野粗旷到高雅完美，登堂入室进入文人雅士甚至宫廷的艺术殿堂的转折性人物。
作者将谭鑫培的表演艺术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加以详尽的介绍，对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谭鑫培的艺术道路，早年是从武丑、武生戏开始；中年是老生戏为主，文武老生、武生戏为辅；晚年则基本以文老生戏为主。到了晚年，尽管因年龄限制以唱功为主，但他的表演却是“更加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第89页）。谭鑫培创造了与当时的汪桂芬、孙菊仙等直腔直调唱法截然不同的声腔艺术，注重优美婉约、细腻入微的感情表达。遗憾的是，谭鑫培传世的唱腔只有七张半唱片。
谭鑫培辞世后，谭富英继承了乃祖事业，创建了“新谭派”艺术，成为谭氏家族活跃在京剧舞台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
谭富英生于1906年，卒于1977年。11岁入富连成科班学老生，以后又拜余叔岩为师。他天赋功力两者兼备，与谭鑫培一样有一条“云遮月”的好嗓子。恰如《谭鑫培》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