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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少数的经济巨头和他们在经济上的网络关系，在占多数的本土民族中引起了妒忌和仇恨。以致于不断发生对华人的报复行为，1998年亚洲经济风暴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就是一例。许多华人取了当地人的名字，以便保护自己。泰国甚至把取当地人的名字作为规定。而报复的结果就只能使华人更加抱团、接成网，并且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让中国强大成为亚洲的代表。他们多样化的进行投资，并使中国在90年代成为投资的重点。香港是东南亚华人贸易和网络的中心。那些大企业在此建立了它们的分公司和银行：像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印度尼西亚的沙林集团和力宝（Lippo）集团；泰国的正大（Charoen－Pokphand）集团以及陈氏（Sophonpanich）集团。它们以这些子公司为基础，自80年代末以来，向大陆投资了几十个亿。
除了这个东南亚华人圈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圈，它包括北美的五六百万华人，西欧的94万和澳大利亚及大洋洲的54万海外华人。重要的团体是美国的华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在那里生活着数百万华人。大部分的美国华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代或者数代，而且美国化了，他们对于前辈的故乡已经不那么特别的热心了。但是其他的，尤其是许多在经济、科学领域工作的华人，他们与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华人的硅谷企业在大陆建立了子公司，那些华人研究人员和教授们定期地访问大陆，举行讲座、参加学术讨论。
全世界的华人企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球华人企业家大会（华商大会），大约有数千名华人企业家参加，其中有来自于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经济巨头。经济大中华以香港为海外华人的中心城市，以此形成了全球华人网络的中心。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是汇入了某个新美式的21世纪，而是引入到一个中国人的21世纪。
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
与华人经济网络并行的是，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正在形成中。世界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增进联系，并且重新开始了那在19世纪末期所开始的需求现代中国文化的探索。两种思路对立并存：北京、上海和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现代儒家文化和一种政治并存的社会体系，即技术官僚和等级制度，而且所考虑的是秩序等级。这种观点与香港、台湾以及剑桥、哈佛、巴黎等的不同政见者团体的思路相对立。后者所追求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而且是以西方为榜样。与高层次文化讨论并行的是，一种中国大众文化已经在音乐、电影和小说中传播开来。香港和台湾已经发出了他们的共鸣。此种群众性文化是美国式的、个性化的，也是享乐主义的。此由港、台电视、香港的电影以及港台流行歌手们推动着，而且席卷大陆城乡直到村镇。广州、上海和北京的音乐生产商以及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电影制作厂家尝试着逐步冲破这种港台垄断。共产党针对这种流行文化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还击，要通过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通过爱国主义和禁欲主义生活态度来深入人心。
在所有思路中，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流行文化，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对中国辉煌的历史的自豪感。即便是共产党强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仔细阅读起来，首先更多的是儒家的道德希望要求。
第三十七章 中国能成功吗？
中国同时进行着三个革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化。1997年，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儒家的关系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入了第二阶段，也是关键的阶段。邓那只有赢家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头，不可避免地使江进入到面对“带着泪水的改革”的阶段，也就是要对现代化和自由的社会过渡支付代价的时刻，即面对：失业、不平等、贪污腐化、无所适从、犯罪。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其重新腾飞起来过程中最艰难、风险最大的历程。
在我们展望未来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上被中国克服了的问题：
人口过多：这是第一个，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中国疆域辽阔，但是大部分为山脉和沙漠所覆盖。人口主要拥挤在东部平原，其中以南部沿海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主。2000年中国统计有12。7亿人。尽管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现在人口增长依然保持在0。9％的幅度，也就是说，在40年里，人口将增长到15亿。
失业危机：这是人口过多所直接引起的无法避免的问题。
在2000到2010年之间，中国新生的劳动力增长数额超过7000万，这不包括由于其他原因而离开原工作位置的人。这就是说，中国每年最少需要创造700万个新的工作位置，那么它在五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劳动位置数目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工作位置。除此之外，还有随着公有制行业的裁员而下来的人，这就还需要每年额外增加大约500万的新工作位置。就是这些也还没有囊括所有需求。到2010年，由于每个农户只有0。55顷耕地，它远远不足农民耕作的需求，从而由村经济中将分离出来7500万劳动力。在1984年到1996年之间，新生的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位置，但是，1996年时这种大爆炸结束，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农村工业中的就职人数减少。在2000到2010年这10年中，农村企业至少要安置2000万无田可耕的农民，那么在农村还有大约5000万人没有工作。
在毛的时代，按国家规定，户口是在出生地，因此农民就固定在农村。即便是到了农村迅速发展的辉煌时期，农村工业也无法把所有缺少耕地的农村人都安置下来，因此寻找工作者就不顾户口规定，外出进城去寻找工作。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流动工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现在，至少有1。5～2个亿的农村人口，以非法的身份或者以暂住证的方式待在城市。他们作为建筑工、工厂工人、餐馆工人、马路清洁工、保姆，简单地说，他们做那些使城市美化的工作，所获得的是数目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待遇，处在没有社会保险，子女们没有学校可上，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人关心的境况。
除这个流动民工群体之外，在城市里还有另外的一个无产者群体：失却了国家铁饭碗的城市人。1996年以来，这个人数每年以五六百万人的数目在递增。其中半数的找到了新工作，或者在私人企业，或者自己单干。而另外的一半就靠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钱是不死不活，即便如此，这一点儿钱也并非总能获得。
官方统计，城市失业率是3。1％，但是它只统计了那些注册登记了的失业者，并不包括那些下岗、继续待在家里的人员，这些人不仅收入很少，而且他们原来的企业还未必总能保证按时发下岗津贴。它也不包括那些进城的流动民工，因为从统计角度讲，他们生活在农村。它也不包括那些刚刚成年，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观察家估计，城市的失业率在20％以上。而在上海、北京和广州这些私人企业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情况稍微好一些。在北部和西部那些在此之前只有国有企业的城市，情况就糟糕多了。
中国怎么样去为它那十多亿而且仍在持续增长的人口创造工作位置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最遗憾的是，中国在由贫乏救济进入供大于求之后，它在创造劳动位置方面的经济实力确实在严重下降。在1986到1990年间，社会总产值的每个百分点都带来151万个新的工作位置，但是在1991到1995年这个时期，也就只能带来85万个新的工作位置。97即便是8％的增长率也就刚刚消化了那些新增长的劳动力，还不完全能消化那些已经失业的数字。农村企业所创造的那个就业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了，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迫使工业行业提高劳动生产力。
环境破坏：这是第二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与人口过多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98中国的城市无不沉陷在工业污染和汽车废气之中。中国的农业用地在被侵蚀和荒芜；中国的河流、湖泊由于污染和大型的排水管而坏死；黄河每年有几个月的干涸季节。缺水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农业需要水，工业需要水，城市也需要水。由于过量的使用，使得北方的地下水水位疾速下降。1999年北京的水位下降了3。5米，这是指靠地下水补充北京需求的2/3的那部分水。在东部和东北部平原，水井经常必须钻到深达70米的程度，以便提取地下水。这费用之高以致于农业耕作得不偿失。为了保证救济、政府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水价，但是这同时也就像在德国把汽油价格提高到5个马克一样。尽管政府已经关闭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工厂、或者在长江上游禁止砍伐等有效措施，并且把国民总产值的1％用于环境保护，但是被破坏的环境尚未完全恢复。对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说，中国面临水源、土地和空气枯竭的危险。
不平等：在前面两个基本问题之后，现在到了由快速救济发展所带来的最艰难的问题。首先是增长的不平等：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沿海城市与内地省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势必带有“不同的增长速度”：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矛盾差异，并且认可其存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平等性属于一种新的经验感受。几千年来，他们生活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在广大民众之上的只有极少数的政府领导上层，也就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