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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存在着，又看到堂堂的当时世界一等国家俄罗斯也被日本所降伏，更让他坚信了自己的想法。这回他不仅仅看汉译的明治维新史了，而是直接买了许多日文原版的历史书来读，似乎是要对自己以前的日本观做重要订正。
“日本具有国体实力。”周先生叹口气说道。
这好像是一个极平常的发现，可是，在这贫乏的手记中我却想在这里倾注全力、大写特写。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在这件事情的刺激下，周先生得到的这个发现，给他的医学救国思想很深的打击。我认为这是他改变其人生方向的最初原因。他开始说：“明治维新并不是兰学者推动的。”维新思想的源流还是国学，兰学只不过是在路旁开的珍奇的小花而已。德川幕府二百年的太平，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在文艺发达的同时，触及遥远祖先的文艺思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并开始进行认真地研究。而这时，德川幕府也渐入政治上的倦怠期，内不能挽救百姓的贫穷，外不能抗衡各国的威吓。就在国家面临崩溃危机的攸关之时，远祖思想的研究家们一起站了出来，指出了救国的大道：国体的自觉、天皇亲政。天祖最早开创了国家基业，到了神代将基业传给了神武天皇，万世一系的皇室俨然地治理日本靠的正是神国人民的自觉。这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将军庆喜公认为：不依据这种天地公道，救国别无它法。率先对德川幕府表示了恭顺之意，随后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几十年里，封建大名们才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领地奉还天皇。这正是日本强大的原因之所在。即使误入歧途，一旦国难临头时，就会像雏鸟汇集到父母的周围一样，舍弃一切，归奉天皇。这是日本国体的精华，是日本人神圣的本能。当这种精神表露的时候，无论是兰学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会像遇到大暴风的树叶一样，很容易被吹得不知踪影。日本的国体实力是令人生畏的。
听了周先生的感慨，我内心非常激动，眼泪不知为什么掉了下来。我正了一下身子向周先生问道：“那么，你是说日本具有超越西洋科学的东西了？”
“当然。你身为日本人，还问这种问题，真令人遗憾。日本不是战胜俄国了吗？俄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一定拥有许多应用了科学技术的武器。旅顺这一要塞也是凭借西方科学的Essenz（德语，“精髓”之意）构筑起来的。但即便这样，不是也被日本徒手攻陷了吗？对于外国人而言，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也许是难以理解的，即使是支那人，也不明白。总之，我想再进一步研究日本。这里面有津津有味的东西。”他爽朗地微笑着说。
那时候，周先生也不大见外，常常来我的县厅里的住处玩。一向沉默寡言的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件事告诉房东那家人，周先生就已经和那家人亲密起来了。那家是贫穷人家。中年的木工、妻子和十岁左右女儿的三口之家，借宿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木工喝酒，夫妻二人常常吵架，但与周先生在荒町的借宿处――有许多借宿者的小旅馆比起来，我这里少许有些家庭的情趣，对于当时热衷于日本研究的周先生来说，这个贫穷的家庭，好像也成了他研究的对象。他主动地与这家人来往，特别是与那个十岁左右的黑黑的笨手笨脚的小姑娘成了好朋友。有时他讲支那的故事给她听，或者有时从小姑娘那儿学唱歌。有一次，小姑娘请周先生帮她修改寄给战地的伯父的慰问信，周先生对于这个天真无邪的请求很高兴，并曾把信拿给我看。
“写得真好。哪儿都不能改。”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地品味那个小姑娘写的信。
那是一封很平常的信：“去年没跟您联系，久疏问候！听说您在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平原上俘虏了俄国人，还光荣地参加了有威望的敢死队，知道您还像以前一样积极进取、意气风发，我很高兴。保重身体，为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尽忠。”
“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首先周先生很满意这一句。周先生虽然说自己对景色不感兴趣，但对月亮，似乎不怎么讨厌。让周先生最为感叹的是，在这短短的信中，贯穿的一颗鲜明的忠义之心。
“写得真清楚啊！”周先生好像自己有什么大功劳似的洋洋得意地说。“没有犹豫，畅快地说出来，‘为天皇陛下尽忠’，说得是那么干脆爽快、那么naturlich（德语，“朴实无华”之意）。日本人思想的全部都集中在‘忠’这个观念上。我以前认为日本人没有哲学，可以说‘忠’这种Einheit（德语，“统一”之意）的哲学很久以前就被日本人fleischwerden（德语，“变为肉”之义，此处可理解为“消化”）了。这种哲学太被purifizieren（德语，“净化”之意）了，人们反而没有注意到。”像往常一样，他兴奋的时候，总是喜欢说许多德语。
“不过，忠孝思想不是从你的国家传来的吗？”我故意泼他的冷水。
“不，不是的。”周先生立即否定道：“你或许知道，支那的天子不是万世一系的。从尧舜的禅让制开始，夏朝在四百年中改朝换代了十七次，到了桀称王时，成汤被放逐南疆。这也可以称作是支那武力革命的渊源，从那以后帝位的巧取豪夺反反复复，虽然每次都是不得已的Operation（德语，“军事行动”之意），但新登基的君主，大约还是怀着种内疚的心理吧，都要先为自己辩解一番。所说的‘忠’这种观念，奇怪地被当做复杂而暧昧的东西了。
说是取而代之，也许有些奇怪。国家大力地提倡‘孝’，以此为治国之本，产生了将国民的伦理观统一为‘孝’的倾向。因此，在支那，虽然常常说‘忠孝’，但‘忠’仅仅是起了‘孝’的接头语的作用而已，主要是‘孝’。而这‘孝’原本就是包含着政策意味的、被鼓励的道德，有劝诫的意思。统治者极度地利用这一点，把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罪名杀死，因而这‘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被统治的人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不孝的罪名被杀，所以从早到晚都战战兢兢，很夸张地孝顺父母，因此最后才有‘二十四孝’那样愚蠢的传说流传在民间。
“可是，你说得也太严重了。二十四孝，是日本孝道的学习典范。并不愚蠢。”
《惜别》 第三部分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2）
“那么，二十四孝是什么？你全知道吗？”
“虽然我不全知道，但像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啊、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啊，我小时候听过，我们十分尊敬那些孝子。”
“嗯，就算那些故事无可厚非，老莱子的故事你不知道吧？是七十岁的老莱子向他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像婴儿那样撒娇的故事。你不知道吧？其撒娇的方式是很荒谬的。常穿着婴儿穿的花衣服，‘咚咚’摇着拨浪鼓，围着他的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爬来爬去，‘啊、啊’叫着，逗父母开心。怎么样？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图画书上看到的，那本图画书十分奇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穿着婴儿的衣服摇着拨浪鼓的图画，实在肉麻，使人无法正视。他的双亲看到他的样子果真觉得可爱吗？我幼时看的图画书上，那对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看着自己七十岁的傻儿子时，是一脸无奈、一脸为难的。是的。是Wahnwitz（德语，“精神错乱”之意）。不是正常的精神行为。
另外，还有这样的事儿。有个叫郭巨的男子，非常贫穷，常为自己不能让老母吃饱饭而苦恼。郭巨既有妻子又有孩子。他的孩子三岁。说是老母，三岁的孩子应该叫为奶奶。一次，见这个奶奶把自己碗里的吃的少少地分给了三岁的孙子一些，郭巨很过意不去。老母的饭本来就不够吃，现在我们三岁的孩子又来抢她的饭，不得不把孩子埋掉。那本书上有这样一幅画：将要被活埋的三岁的孩子，被抱在郭巨的妻子的怀里正高兴地笑着，郭巨在旁边满头大汗地挖坑。我自从看了那幅画以后，就对自己的祖母敬而远之了。因为，那时我家家境正在坏下去，万一祖母给我些点心什么的，我父亲过意不去，说：‘不得不把这孩子埋掉。’那不是很惨吗？我突然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这样一来，儒者先生们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训也便毫无意义了。倒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日本人很聪明，所以并未把这种二十四孝作为孝行的标准。你可是说了奉承话啊。
我最近在休闲馆，听了叫二十四孝的相声。讲的是一个人，想要孝敬母亲，于是问她想不想吃竹笋？母亲回绝说自己牙不好，实在不能吃。我认为日本人很聪明。不会被愚蠢的事蒙蔽。所谓文明并不是使生活方式时髦化。明辨是非才是文明的本质。看穿伪善。拥有这种洞察力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
日本人接受了祖先传下来的好的教养。出于本能似的，仅仅选择、摄取了支那思想的健全部分。在日本，支那好像是被看做儒教之国，但支那乃道教之国。民众信仰的对象不是孔孟，而是神仙‘长生不老的迷信’。但是在日本，不老不死的神仙说之类根本无人理睬。人们仅仅把它当作笑料。认为神仙这个词简直就是白痴、疯子的代名词。
因为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上面，所以不需要神仙和二十四孝。‘忠’就是孝行。前阵子我们一起看的戏剧中的政纲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忠’。没有教育孩子要对母亲尽孝。但是，因为‘忠’就是‘孝’，所以那样就可以了。于是日本人看那出戏时都哭了。而把‘仙人’、‘二十四孝’作为相声的内容，成了人们的笑料。”
“不，对不起。”我禁不住恭维道：“大概是日本人刻薄的缘故吧。但其实并不是蔑视你们国家教育子民的信条，这种